监察制度确立后,原属于检察机关的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正式转至监察委行使。《刑事诉讼法》及时作出修改,重新调整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领域的职权。《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适时作出修改,系统梳理了原本散见于各项法律中的检察院的职权,并进一步规范了法律监督的手段。反贪腐部门整体转隶后,检察院自身也顺应改革要求,提出“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推进从上至下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调整检察权的内部配置。宪法是分配法权并规范其使用行为的基本法,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既要遵循宪法中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有关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也要符合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部分对检察制度的规定。与此同时,2018年宪法修正案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检察制度作修改,但监察制度确立后,检察权显然得在相关法律的立法层面做好同监察权的衔接及制约。宪法规定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等原则事实上也对调整检察权配置形成了新的要求。从宪法的相关规定出发,本着法权分配合宪的要求可以将检察权优化配置的标准归纳为:权力配置是否与检察机关宪法定位匹配、是否兼顾检察权的有效性与可控性以及是否有利于实现国家权力的不同部分在宪法框架下的平衡。按照以上述三条标准,系统比较2018年前后检察权在监察机关内、外两方面的配置状况。可以发现,一方面,本轮检察改革较好地适应了新时期强化法律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具体表现为检察职能的全面拓展、检察效能的提高、国家权力监督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自身定位不十分清晰、法律监督范围不够明确和监督手段不足、监督效果不彰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同时在同监察机关、行政机关的相关部门乃至审判机关的关系上也存在某些“分工配合有余,制约监督不足”的情况。“捕诉合一”改革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检察权自身监督制约的不足。回归宪法规范的具体要求,检察机关应明确自身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发挥专业优势完善整个国家权力监督体系。须继续规范检察权的运行,确保法律监督手段的有效性以及检察权自身的运行有序。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等外部制约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