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哲学认识论的意义上，探寻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本质，回答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什么的问题。该过程必定符合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人类对事物进行认知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探寻事物本质，寻求共相的过程。本质或共相，关注的不单单是事实，而是事实与价值的一种联系状态。这一过程本身具有类型化倾向，从根本上讲，人类是依靠类型，而非概念，来认识世界的。因此，采用类型的思维方式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进行研究，比采用概念的思维方式更具优势，类型能更具体、直观、开放地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进行研究并表达。类型既是认知的方法，也是认知的结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类型由“中心价值”与“基本要素”两个部分构成。中心价值包括“确保公共知识的可获取性，以实现少数民族对公共生活的参与”，“通过保证群体文化的独占性，以实现少数民族对群体特征显著性的保持”，“保证少数民族对各种文化进行了解，以保障少数民族群体及个体的文化自由”；基本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对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文化的传播方式所享有的权利”，“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主体是事实上的少数民族，包括群体与个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的结合”，“自主决策权、与群体成员保持联系权、土地资源优先使用权是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