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国富论》(主要是这两部著作)形成了斯密伦理-经济的思想理论体系。斯密体系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学术渊源。斯密体系是充分利用、综合和归纳了众多思想家们的思想和学说,吸取了这些思想和学说的真谛并将它们融为一体的伦理-经济综合思想体系。关于斯密的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热烈讨论和颇有争论的问题,十九世纪中叶提出所谓的“斯密问题”,是对斯密伦理-经济思想体系的误读。斯密用“互利”交换原则把《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利已和利他的二分人性统一起来。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是斯密体系对市场经济制度和经济学理论的最伟大贡献。《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斯密的基于利已心和“看不见的手”指导和操纵下的经济自由主义是贯穿在整个斯密理论体系中的基本理念。“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是斯密体系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理念。“经济人”是斯密时代的市民社会的“新人”的行为品性的抽象,这一理念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逻辑的又有实践的价值合理性和局限性。“看不见的手”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提出的操纵人的行为的著名“无知之幂”。人们更多的是从经济学意义上去阐释它是操纵市场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实际上,“看不见的手”是“自然秩序”,它既包括人的经济行为也包括道德行为的自发操纵力量。西方经济学说在斯密建构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后,逐步成为独立的科学。古典经济学,仍然承继斯密综合经济与伦理之间关系的传统,把“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作为相互补充”,人性论、价值判断等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仍然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斯密之后为数不少的古典经济学家虽是在一定的伦理框架下研究人的经济行为,但他们仅是把伦理关系和方法作为经济学的预设和手段来看待,伦理学与经济学走向疏离。从“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哲学伦理观的内容,经济学实证化、纯粹化倾向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伦理观逐渐淡出了实证经济学家研究的视野。20世纪初,经济学与伦理学的隔阂和分离进一步显现。伦理学毕竟是经济学的源头,就在经济学实证方法兴起的同时,规范分析仍是经济学的重要方法。马歇尔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以及非主流经济学都涉及到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贝尔认为,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伦理理论。但也是在20世纪三十年代,“规范”的或“伦理”的经济学方法,受到批评,经济学反伦理的倾向益发严重。现代经济学自身在极大完善了实证主义的科学手段或者实现了数学化的同时,却拒绝了对人类在财富以外的那些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关注,则使它以一种“不健全的精明和现实”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严重的贫困化现象”,“由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所造成的损失具有两面性。”“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也是非常不幸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政府干预的局限性日益显露,“需求管理经济论”的优势逐渐消失,要求重返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综合伦理学-经济学传统的呼声甚高。60年代以来,尽管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不断变幻,但表现出的基本趋势和主流是: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对伦理问题考虑得越来越多。当前西方经济学用社会道德规范、社会心理、文化因素解释当前社会中的若干重要的经济问题的趋向已经显现。经济伦理学成为世界性显学,韦伯的“新教伦理”、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等的学术繁荣也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角度支持了伦理传统返魅的倾向。超越斯密主义,实现现代性价值理念的生态转换,继承和发扬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克服现代性的局限,构建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全新的生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