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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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法治范畴内,公民的财产权是基本权利,与人身权利一样重要。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注重定罪量刑的“对人之诉”,对于涉案财物处置的“对物之诉”也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探索非常重要,但因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法律规定的缺失、理论研究的简化和实际应用的混乱,需要我们对于这个论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犯罪行为隐蔽性越来越强、犯罪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犯罪分子利用各种方式转移刑事涉案财物的严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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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法治范畴内,公民的财产权是基本权利,与人身权利一样重要。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注重定罪量刑的“对人之诉”,对于涉案财物处置的“对物之诉”也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探索非常重要,但因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法律规定的缺失、理论研究的简化和实际应用的混乱,需要我们对于这个论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犯罪行为隐蔽性越来越强、犯罪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犯罪分子利用各种方式转移刑事涉案财物的严峻形势下,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也随之呈现出日益复杂化趋势。证明标准的缺失使得本来就复杂的刑事对物之诉更加混乱,如何解决好相关问题,改变“重人身,轻财产”传统观念,是一个现在亟待解决的理论研究问题。关于涉案财物处置的“对物之诉”,不仅涉及到审判阶段对于涉案财物的认定与处置,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如果能够认定是被害人被抢劫之财物以及被害人被诈骗之金钱等,确定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不能没收,应当返还。可见,刑事对物之诉也涵盖了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本文对于刑事对物之诉的证明标准研究集中于审判阶段。由于涉案财物自身的固定属性,审判阶段刑事对物之诉的证明标准研究对于其他诉讼阶段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满足实践的需求,因此本文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对物之诉”证明标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提出了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多层次性构建,具体分为四部分展开:第一部分,对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该部分是全文的基础理论部分。首先,笔者从刑事对物之诉的概念与范围、相关概念辨析以及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特殊性三个方面对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进行界定。其次,系统阐述正当程序理论、人权保障理论、程序谦抑理论三大理论共同支撑着刑事对物之诉的高效合理运行,力求为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构建寻求理论支持。最后,从确立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两个角度来对构建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进行价值分析。第二部分,比较法考察。我国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研究进程与国外相比略显稚嫩,鉴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国对于刑事涉案财物证明标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必要对两大法系刑事对物之诉进行进一步研究,为我们确立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提供新的思路。笔者在检索国外相关做法后,着重考察了英美法系美国、英国以及大陆法系德国和日本的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并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我国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构建提供了借鉴。第三部分,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现状研究。在此部分笔者采用的是由表及里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对直观的刑事涉案财物认定不规范、涉案财物处置随意性较大、利害关系人权利出现空层等运行现状进行研究,继而深入到关键原因即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进行现状研究,具体为我国刑事对物之诉性质界定模糊、刑事对物之诉证明对象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的立法缺失,最终对影响刑事对物之诉设立的原因进行分析,为本文最后一部分做铺垫。第四部分,刑事对物之诉的确立路径与检视,此部分为全文核心部分。首先,程序性质作为反映程序的本质属性对于证明标准的确立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笔者论证了刑事对物之诉并非民事诉讼程序以及刑事对物之诉定位为刑事诉讼程序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确定刑事对物之诉证明对象为犯罪事实、关联事实、权益归属以及法律性质。继而以证明过程为轨道去构建多层次性的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最后从诉讼成本与价值考量、诉讼主体举证能力考察、裁判错误损害风险的校验三个方面对多层次性的刑事对物之诉证明标准进行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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