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环保意识视角下质量改进对电商企业退货策略影响机制研究

来源 :广州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unlian12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电子商务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催生了消费者线上购物行为。电商企业往往采取各种营销策略,吸引消费者选择线上购物路径,退货服务作为电商企业常用的策略,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行为。消费者因对商品的差异化评价,引发了不同的消费者退货行为、企业退货决策和社会福利。据统计,2019年天猫“双十一”活动退货率为6%,2020年退货率达7.9%,同比增长约31.7%。消费者在线退货需要进行二次包装,进一步造成了资源浪费,污染环境,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随着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国家大力提倡绿色发展理念,消费者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促使消费者购物行为发生变化,影响了电商企业的经营、销售以及退货决策。本文针对消费者退货行为,在考虑消费者环保意识条件下,研究了电子商务企业最优的退货策略决策问题,包括电商企业最优的环保质量改进努力、环保系数和退货策略。首先,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当前退货策略研究的聚焦点和不足之处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本文的三个研究问题:(1)消费者环保意识与制造商的环保质量改进努力和环保系数之间的关系?(2)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升对制造商收益产生的影响?(3)消费者环保意识在变化过程中,制造商应如何决策最优的退货策略?其次,本文构建了消费者环保意识对退货策略影响的概念模型,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对120个样本进行分析,找出影响企业退货策略的相关因素,以此作为本文的决策变量和参数。最后,本文依据相关研究假设并构建了制造商收益模型,分析了在不同退货策略条件下(有退货策略和无退货策略)制造商的最优退货决策,对比了不同退货策略条件下企业的收益变化,得到了相关的命题和推论。通过对制造商收益模型的分析,本文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消费者环保意识与环保质量改进努力和环保系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升能够促进制造商环保质量改进努力增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找出影响退货策略的因素,并构建本文的模型。通过比较两种退货策略,本文发现相较于较无退货策略,制造商实行有退货策略时,消费者环保意识对环保质量改进努力和环保系数的影响更显著,且在有退货策略条件下,环保质量改进努力和环保系数随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升而增加。而在无退货策略条件下,制造商的环保系数与消费者环保意识无相关性。这是因为无退货策略条件下,制造商无须考虑退货问题,所以会将环保系数降低。而在有退货策略条件下,消费者更关注环保质量,所以制造商需要加大对环保质量改进努力的投入。第二,消费者环保意识能促进制造商收益的增加,且全额退款条件下制造商的收益达到最优,但存在明显的阈值,超过这一阈值时,制造商的收益会下降。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升对制造商的收益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明显的阈值。给定一定范围内的消费者环保意识(0d),制造商进一步提高环保质量反而会降低制造商的收益。另外,针对高环保意识的消费者(k ≤ τ ≤ d),全额退款的退货策略能使制造商的收益最大化。所以,制造商需灵活调整环保质量的投入。也即是制造商应区分高环保感知的消费者,对消费者群体进行分类。才能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第三,制造商应在消费者环保意识较低(0<τ ≤k)时实行无退货策略,在消费者环保意识较高(k ≤ τ≤d)时实行有退货策略。制造商实行有退货策略并不总是使得企业收益达到最优,其最终受制于消费者环保意识。虽然制造商采取有退货策略能增加市场需求,但是,过多的退货会增加制造商的退货成本,降低制造商的收益。如果消费者环保意识非常低(limτ=0),制造商采取退货策略反而会降低其收益,因为消费者不愿意为环保支付额外的费用。如果消费者环保意识过高时(limτ=∞),制造商进一步提高环保质量改进努力和环保系数也不利于利润的增加。所以,制造商应根据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变化调整最优的退货策略,以增加收益。这一结论丰富了学者们关于退货策略的研究。最后,本文还提出了管理启示,如:企业应该对消费者进行分类,为高环保意识的消费者提供退货服务,并且加大对环保质量改进的投入,对低环保意识的消费者拒绝提供退货服务,减少不合理的退货,此举不仅增加企业的收益,而且有利于保护环境。此外,政府应大力提倡绿色消费理念,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此提高消费者对环境的重视,提高消费者环保意识。同时,政府应该限制相关企业滥用一次性材料,对违规企业进行惩罚,鼓励企业采用环保材料,补贴绿色环保型企业,出台更多的政策加大对环境的保护。企业想要获得更高的收益,也需要加大对环保的投入,积极使用环保包装等,制定合理的退货策略,共同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其他文献
学习倦怠是学生在高强度的学业压力下,逐渐对学习失去兴趣,在学习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懒惰、失望、焦虑、抑郁的情绪以及逐渐逃避与人交往的消极行为。而同学之间在学业上相互比较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这些行为。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学习倦怠与比较取向、下行比较、自我贬低正相关显著,而与自我完善、上行比较负相关显著[1]。进入中学后,学生的自我意识开始发生质的飞跃,他们往往会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形成对自己的评价。在这个过程
资本结构是公司金融领域中的经典研究议题,对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依据Flannery和Rangan(2006)动态资本结构模型的研究成果,许多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影响企业动态资本结构调整的各类因素,进而使得对动态资本结构模型的研究成为了资本结构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企业的资本结构是由企业管理者和股东决定的,因而公司治理结构也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调整主要的因素之一。公司治理水
人口迁移不仅是劳动者追求优质资源、谋求更好发展的重要途径,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本文聚焦于我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研究省际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这对解决地区之间劳动力及物质资源的合理调配,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根据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出生地和居住地的不同来定义人口迁移,对我国大陆31个省份的省际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总结,发现我国省
批判性思维被誉为是人类思想和认识发展的破冰船。批判性思维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从苏格拉底的“探究式质疑”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到的“反思”,批判性思维理论初具雏形。到了近现代,约翰·杜威对“反省性思维”进行了精辟阐述。在许多西方学者继承和研究的基础上,批判性思维理论日趋成熟。我国的部分学者也对批判性思维进行了引进与完善。虽然各个阶段的专家学者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有所差异,但是其典型特征和精神
自从“双创”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创业活动呈现出逐年活跃的趋势。创业对于吸纳劳动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个体收入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农民工在其打工经历中积累了较多的社会资本,则具有较大创业潜力。然而,由于农民工的高生存压力和创业本身的高不确定性,农民工城市创业发生率较低。主要是因为随着传统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就业压力增大,许多外出务工农民工面临失业困境,此时不同程度存在城市难融入与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日益深化和全球金融化迅速高质量发展,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扩大,紧跟国际时代潮流构建井然有序的发展体系。当市场竞争趋势日益严峻时,我国银行业及政府开始着重关注上市商业银行经营能力在竞争环境中的表现。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高速度发展的背景下,市场显露出了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巨大矛盾,由此,绿色金融机制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因此,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将“绿色金融”作为分析重点
廉政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一个分支,无形之中影响着统治阶级的治国蓝图和施政方针,也指导着廉政的具体实践。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重视修身、治吏、用人、民生和刑狱之事,通过研究帝王们治国理政的各项举措可以管窥其中蕴含的廉政思想。奏折,是清代一种特殊的上行文书,它记载了不少正史中未曾录入的信息。硃批,是皇帝以朱笔对奏折进行的批复,是清帝处理政务的一种方式。臣工具折,皇帝硃批,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真情实感,
分家析产是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更替模式,贯穿于整个帝国时代及民国初年,作为民间习惯存在而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民国二十年(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继承编实施后,传统分家析产制度退出国家法领域,代之以近代法意义上的遗产继承。但由于传统分家习惯的长期存在,其在基层司法实践中依然发挥着作用。本文通过对民国江津县分家案司法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力图还原当时乡村社会分家承嗣与继承纠纷案的真实情况,并探究司法实践
历朝历代向来重视对官吏腐败的防治,但侧重点多有不同,或防、治并重,如唐朝,或重在惩治,如明朝。而宋朝独重在预防。其法律严而不酷,对于官吏犯赃还特有矜贷,是以惩治并不十分严重。宋朝对官吏腐败着重预防,主要采取了三大措施,其一,建立严密财政审磨制度,减少官吏腐败的可操作空间,使其不能腐;其二,给官吏提高俸给,满足生活需要,使其不用腐;其三,以官箴加强廉政教化,使其不想腐。这三大措施实施对宋代财政、社会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数据和痕迹被记录在互联网之中。个人信息作为数据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有的重要价值属性成为多方主体争相追逐的对象。为了应对公民个人信息频繁被侵犯的现状,2009年我国出台《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个全新的罪名,我国开始走上刑法保护个人信息之路。随后,2014年《刑法修正案(九)》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