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是从“游戏精神"这个视角来看“十七年”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中儿童形象的嬗变过程。建国后，儿童文学中儿童形象所具有的“游戏精神”有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因此，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也开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建国初期，昂扬向上的乐观气氛形成比校宽松的创作环境，因此也出现了一些描写新中国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作品。在对儿童幸福生活的描写中自然流露出某种“游戏精神”。然而，相对于经典的游戏文本来看，这类儿童虽然是顽童，但他们还缺少经典文本中顽童身上那种大胆幻想的狂野之气、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 50年代开始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但是由于对教育功能的狭隘理解，出现了大量描写顽童经过教育变成乖孩子的小说。这类小说较夸张地描写了儿童的游戏天性、兴趣爱好与成长中伴随的不足；在写到儿童的游戏、淘气、贪玩时，把他们天真活泼、调皮可爱的模样刻画刻划得活灵活现，使作品充满了童趣，但这并非作者最终的目的。对儿童游戏天性的描写与“游戏精神”的张扬不是作者的本意，作者的目的其实是先扬后抑。于是在文本中儿童总是动辄得咎，在外部他人的言传身教与内心道德的自我约束下，这些本来活泼可爱、调皮淘气、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的顽童变成了一个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循规蹈矩、暮气沉沉的小夫子。 50年代中后期，儿童文学开始追求对各项政治运动与中心任务的紧密配合。儿童文学作家怀着真诚的心情，会意于一切暗示；或以惶恐的心态，听命于一切指示。配合各项中心任务，开展“正面教育”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条潜规则。于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塑造先进的典范，反映少年儿童支援工、农、林、牧等各行各业建设的小说在50年代中期便蓬勃兴盛起来。儿童特有的天性尤其游戏天性是不利于其榜样身份的树立。这也使得儿童形象所具的“游戏精神”大量淡出，只在少数文本中，“游戏精神”还偶露真容，但是微乎其微。“游戏精神”在这类小说中只是其儿童身份的一种点缀与装饰。小说的重点是要树立劳动光荣的榜样，以供他人学习与模仿。这些作为榜样的少年儿童大都以集体利益为重，大公无私。少年儿童至此变成了先进型典范。 到60年代，儿童文学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儿童小说大都围绕着阶级斗争这一轴心旋转。描写少年儿童与阶级敌人斗智斗勇，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作品比比皆是。游戏玩闹与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是格格不入的，儿童形象所具有的“游戏精神”在这类小说中也就荡然无存。小说中的少年儿童个个都是降妖除魔的小英雄。他们能发现成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完成成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小说中的儿童个个都是小神童。 随着文坛上教育论、工具论的愈演愈烈，“十七年”儿童文学最终完全偏离了儿童文学的正常轨道，使得儿童文学中的“游戏精神”消失殆尽。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儿童形象“游戏精神”的淡出，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也发生了嬗变：从最初幸福的小顽童到转变型儿童再到先进型典范，最后变成了小神童。从作品的发表时间来看，这四类儿童形象有重叠，有交错。但是，从每一类形象的大量出现是有来看，他们还是有相对集中的时间段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要创作出优秀的游戏性儿童文学文本，就必须清醒的地反思自己的儿童文学观，放下因袭的“教育工具论”，调整好创作心态，突破传统的创作定势，否则很难创作出与经典游戏文本相媲美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