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在2018年的修改中将认罪认罚从宽规定为了基本的法律形式,2019年10月“两高三部”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该制度可以适用于侦查阶段,并对社会危险性的评估、逮捕的适用、认罪教育、起诉意见等工作出了规定,随着制度的落地推行,其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问题也逐步显现。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公安机关所进行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作为诉讼起始的侦查阶段,认罪认罚工作的开展效果对后续程序的进行有着极大的影响。以此为背景,笔者对L县公安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对该制度的适用情况及案件办理流程进行了梳理,根据调研结果显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提高侦查效率以及减少侦查工作压力是有一定的帮助,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困境:主要是对于侦查工作的减负与案件办理的提速未达到预期、侦查人员的适用动力下降、从宽对于嫌疑人认罪的激励不大、侦查阶段律师的缺位、出现虚假认罪等,这些困境不仅使得该制度的实施效果难以达到的预期,还使得该制度在侦查阶段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冷落”。笔者通过对侦查人员进行的访谈,并结合调研数据对现实中的困境进行成因分析,在最后结合困境本身以及背后的成因提出相应对策,主要对策有:对于侦查工作进行规范化和细致化的改造并采用多元化的机制来实现公安工作的减负;对量刑减让模式进行细化,赋予侦查人员实体上以及程序上的决定权,以此促进侦查阶段的从宽激励;加强对于犯罪嫌疑人明知性与自愿性的保障,强化律师的在侦查阶段的作用,构建虚假认罪的防范机制等。虽然基于L县的情况并不能完全代表我国当前侦查实务的共性,但其所遇到的困境以及相应对策措施对于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进一步发展与改善还是具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