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减税降费系列政策为背景,从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切入,用上市企业的实际经营数据检验了“减税降费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在实证检验之前,本文第二章首先分析了我国劳动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然后从普惠性、结构性两个方面,对于减税降费系列政策进行了规范分析,发现当前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在设计方面存在普惠性政策的受益并不普遍、结构性政策的靶向不甚精准、政策协调性有待加强、财政可持续性不能确定的问题。然后,本文第三章为实证研究做好了相关铺垫:一是明晰了减税降费政策影响企业雇佣的路径,分析发现减税降费可以通过要素价格、产品价格,直接影响企业劳动投入;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企业劳动需求。二是设计变量、构建模型,其中尤其是对于关键解释变量“企业税费负担”,本文广泛参考文献,对其衡量公式进行了分析与完善。三是充分地考虑了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和滞后项处理。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企业税费负担对其雇佣规模具有显著的负作用,企业的整体税费负担越重、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人数越少,因此说明,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的总量压力。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税费负担越重、则企业到手利润越稀薄,从而削弱企业投入再生产的能力、压抑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动机,降低其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劳动要素相对于资本要素负担更重,因此企业更倾向于增加资本、替代劳动。在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方面,本文通过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减税降费政策对于企业雇佣的影响具有结构性差异。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减税降费对于第一产业企业的雇佣规模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第二、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更强,就业弹性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于就业进入门槛的约束,减税降费对于工业、传统服务业的雇佣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作用则不显著。2)减税降费对于民营企业的雇佣规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的作用则均不显著。这是因为国有企业承担了较重的社会责任;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同时其受到政府补贴的支持力度较大。3)减税降费对于大型企业的雇佣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于中小微型企业雇佣规模的作用则不显著。这是因为上升期企业有快速成长与扩张的必要,相比成本费用、其更注重其成长性,因此税费负担对其雇佣行为的影响有限。综上所述,可知当前我国减税降费系列政策合理性与局限性并存:其合理性在于,减税降费确实具有就业促进效应,系列政策有利于缓解社会就业的总量压力;其局限性在于,这一就业效应具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尤其是对于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劳动需求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系列政策对于社会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作用比较有限。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就业水平提升,本文建议:1)确保全部市场主体普遍降负。应简并增值税率,扩大标准税率的适用范围;加强社保的全国统筹,促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朝市场化方向改革;同时控制企业享受税费负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2)促进结构性政策靶向精准。应将税费政策的作用目标定位于“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促进劳动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结构性政策对接。这要求协助中间市场劳动力跨过教育和技能门槛;同时提升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吸纳能力。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出台面向农民工的针对性税费优惠政策,拓宽结构性税费政策的受益范围。3)增强减税降费政策系列的协调性。未来应主要推出制度性、永久性的减税降费,减少短期减税降费政策;注意在更新、出台政策前应当给予企业一段缓冲期;同时降低政府主导型投资的比重,协调税收支出与财政支出的效应。4)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减税降费导致的收支缺口由中央政府主要负担,同时加强中央与地方财政的互动,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区别各地区财政承受能力、适当下调地方税收任务。中长期来看,应通过预算管理等多方面体系完善增强财政的可持续性,推进依法治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