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一直与就业有着紧密的关系，每一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升级都会引起就业的剧烈变化。现如今，智能化革命方兴未艾，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这次技术革命，先后出台多项与之有关的政策文件，保护与支持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希望借助智能化的发展完成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会给就业市场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破坏效应与创造效应并存，在短期内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其次，智能化背景下，由于智能化技术的特征，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前几次科技革命相比有所不同，智能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也出现了新的特征，就业结构极化、就业规模缩小等问题可能交织出现。基于此，本文从智能化技术特征入手，研究了智能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掘智能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新特征，并结合计量模型得出相应结论。试图为政府施政找到理论与现实依据。
　　本文以产业结构升级理论、技术性失业理论为指导，结合智能化时代的新情况，构建了研究智能化背景下就业新特征和产业结构与就业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智能化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分析，认为智能化技术发展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十分有利，能快速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而智能化技术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分为短期与长期效应，在短期智能化技术并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在长期，智能化技术能与产业结构形成良性互动，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此外，智能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技术性失业，分为破环效应与创造效应，破坏效应会减少就业，而创造效应会增加就业；二是智能化的新特征使得这次技术革命对就业的影响程度更深，很多脑力劳动也会被智能化技术所替代，而且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极化效应。本文把智能化下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跟就业联系在了一起，认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就业结构的合理化，但是在智能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能与就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能增大就业规模，短期内因为智能化技术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所以会产生部分失业，但在长期，智能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从而促进就业。
　　论文将智能化的发展分为导入期、拓展期和平台期三个阶段，认为我国现在正处于智能化的导入期，智能化开始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并对就业的影响初见端倪。在对我国智能化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使用三十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计量模型，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在导入期，智能化技术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即就业结构极化与就业规模的缩小。
　　就业作为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尤其针对人口多、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我国，就业一直是政府关心和关注的问题。为此本文基于以上的研究结合政府作用理论，提出政府如何根据智能化发展不同阶段对产业结构从而对就业结构的不同影响，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之间的良性互动，认为：由于市场无法快速平衡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就业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审时度势，在智能化的不同阶段秉持不同的政策导向。首先，在智能化的导入期向拓展期过渡阶段政府在对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尽量减少产业转换摩擦的同时，应重点支持能吸纳大量劳动力的智能化产业的发展。其次，在智能化的拓展期向平台期过渡阶段，政府应该更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保护劳动就业为政策核心，可以依靠智能化技术本身来服务其造成的就业错配，即利用政府自身优势并结合大数据的应用引导企业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的匹配；引导金融等配套资本与智能化产业配套，加速形成智能化产业网络，为高、中、低端劳动力都提供为之配适的岗位。政府在为智能化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要以民生为导向，更加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平稳度过这一阶段。
　　本文以智能化的发展阶段为主线，从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与的视角，研究智能化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对智能化时代就业新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丰富了智能化技术对就业影响的理论研究。其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然而，本文对智能化时代产业结构与就业之间的互动分析多基于理论分析与趋势预测，在与现实的匹配度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欠缺。相关的计量模型因为数据的难以获得性、以及智能化指标有时难以量化等原因，因此，还有待从现实机制与更为前沿的实证方法去进一步完善智能化对就业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