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对世界本体的致思表现为一种语言上的诉求(既有概念语言又有诗意语言)，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构建使哲学语言成了单一的理性的“独立王国”，其内在的生存意蕴处于遮蔽状态；近代康德首开批判理性之先河，限制理性超经验地使用，为使哲学的生存意境豁显而保留一席之地。哲学实现了由抽象语言向生存语言的转换。隐喻作为诗歌语言的特征，体现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哲学的性质，只能借助于隐喻的方式。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分野，中国语言和文化更有利于哲学的表达。20世纪国外语言学界对隐喻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语义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哲学家对隐喻的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例如，Black提出隐喻意义从“互动”而来，white认为隐喻有复杂的语言学结构，Lakoff和Johson认为人类的思维过程大部分是隐喻的，Indurkhya则试图说明隐喻本质上是个投射过程。诸种探讨，把隐喻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国外语言学界在隐喻研究中的存在误区，最大的是：将隐喻的语义及其范围泛化，而在探讨问题时仍然不能脱出修辞学范围，使之不能解释语篇隐喻，因而在总体上未能取得成功。国内学者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待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对隐喻多做些原创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