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加深,外商直接投资(FDI)日益成为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体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近年来,无论是作为直接外资的接收方还是作为对外投资方,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世界投资舞台上的重要性都在进一步增加。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在国际生产与国际消费领域扮演的角色重要性逐年增加,在追求经济效益和寻求新的市场的项目上,全球大型跨国公司和集团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呈现出逐级递增的趋势。但是在看到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吸收的直接外资流入总量实现突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各区域之间的重大差异,一些最贫困区域的直接外资流入量甚至在下滑。为什么一些地区的直接外资流入量出现持续的增长,而另一些地区却在持续的下滑?为什么外资会倾向于集中分布在某一国家或地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外资的集聚现象?它们又是如何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一系列的疑问就引出了本文研究的目的：为了解释这一系列的疑问,本文试图找到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能够解释为什么FDI倾向于聚集而不是均匀分布。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的汇率选择问题一直都存在着困境。如果实行盯住一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就意味着放弃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放弃了用汇率作为调节本国经济的手段,当本国经济与锚货币国经济出现冲突时,内部均衡就不得不让位于外部均衡；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鉴于发展中国家没有丰裕的外汇储备和健全的调节手段,又往往容易成为国际投机资本狙击的对象。所以一个合适的汇率制度不仅应该能够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而且能成为一国政府抵御外部冲击的有效方式。由此引出本文的遐想：东道国的汇率制度是不是FDI资本进入时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为了验证这个疑问,就引出了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试图从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聚的视角解释汇率制度对FDI倾向于集中分布的影响。在克鲁格曼C—P(Core—Periphery Model)模型的基础之上,通过修改原模型的假设条件,引入汇率制度变量,推导了汇率制度下的扩展模型,得到两个经济体的收入方程、价格指数、工资方程以及厂商层面的利润函数。通过求解上述4R方程并在MATLAB中做了三维空间模拟,得到的结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不能说固定汇率制或者浮动汇率制在吸引FDI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这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结论。在三维的模拟过程中,给定每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产业模式以及初始比例,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在不同的条件下都成为了一国经济吸引FDI的最优选择。这样的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之前的学者观点,一部分支持固定汇率制而另一部分支持浮动汇率制,得到这样的结论的原因在于样本选择的差异性,他们只选择了一个或几个类似的国家进行研究,而没有进行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国际比较。第二,给定两个国家的初始集聚比例,不同的汇率制度会导致厂商在利润差额的影响下,从利润低的国家向利润高的国家转移,形成利润高的国家的产业集聚模式。但另一方面这种转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两个国家产业的初始比例,所以集聚是非稳态的,总处于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只有调整到两国的产业利润差额为零的时候,这个过程才会停止,该状态下的产业分布是稳态的。最后,本文用GARCH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变动对我国吸引FDI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鉴于金融时间序列常常出现异方差的情形,我们引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方差作为一个影响FDI流入的独立变量。实证结果认为,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以及波动幅度的增加都将对我国吸引FDI流入造成负的冲击,而在长期条件下,虽然波动所引致的FDI流入仍为负,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却显著的形成了一个正的冲击。基于此本文给出的建议是,在短期内尽量避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大的波动,给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长期状态下可以允许人民币缓慢的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