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过去关于控股股东行为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行为，对控股股东利益支持行为的研究较少。仅有的文献也更多是结合“掏空”行为展开分析，涉及的往往是支持的现象和与“掏空”行为的区别。而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是:上市公司中还普遍存在着控股股东在一定时候对上市公司进行利益支持的现象，特别是随着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全面展开，控股股东利益支持与输送的现象越来越多。因此，从控股股东利益支持角度进行系统分析就显得非常必要。本博士论文将以规范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对上述现象进行研究，试图厘清控股股东利益支持背后的真正动因和支持与“掏空”转移行为的动态关系。　　本文结合中国上市公司的特有的制度背景，在控股股东利益获取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支持时机模型，对特定“退市”危机下的控股股东行为进行刻画，并对支持后的行为进行设想和推导。通过理论模型推导发现，我国资本市场的“保壳”制度会促使控股股东主动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害，并对上市公司进行更多的利益支持;控股股东在“保壳”动机驱动下进行的支持，具有短暂性，在“保壳”成功后，会对上市公司进行更多的利益“掏空转移”;而以公司长远利益提高为目的的支持行为，控股股东则会在支持后显著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害。此外，股权分置改革会对控股股东行为产生影响，控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后会显著减少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增加对上市公司的利益支持。　　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而且实证结果比较稳健。本文利用2002-2008年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数据，详细地对控股股东利益支持的企业特征、动因、后续行为、绩效影响等因素进行研究，最后得出以下经验结论:(1)企业股权结构、属性、盈利特征等指标都会对控股股东利益支持行为产生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和获得流通权的上市公司发生支持的概率较大;集团企业作为控股股东会比非集团企业作为控股股东发生更多的支持，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差别并不显著;过去盈利能力差、面临“摘牌”风险的公司和过去连续两年盈利超过6％、获得潜在配股再融资资格的上市公司更可能发生支持，这与“制度性驱动”假说相一致。(2)控股股东的支持更多地表现为“制度性驱动”，“保壳”和获得配股再融资资格仍然是支持的主要目的;存在“保壳”和配股再融资动机支持的上市公司在支持后往往会伴随着明显的“掏空转移”现象，而其他动机支持则具有持续性，并不存在显著的利益转移行为;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和支持会显著提高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但是具有“保壳”和配股再融资动机支持的上市公司在随后的业绩会因为利益转移发生显著下滑，而其他动机支持的上市公司业绩并没有显著改变。进一步的证据也表明，控股股东的利益支持与随后的利益转移行为是公司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3)股权分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差异，控股股东更关心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为提高公司业绩采用更多地支持行为，并且这种因特定动机驱动的支持行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期变得异常明显;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会显著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害，但是改革对于因支持而要求的利益返回和转移现象影响有限，股权分置改革的效果只是初步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