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一个群体,正是这个群体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现实中他们的收入和国民待遇却与贡献不成正比,且工伤事故屡屡发生。他们工伤维权的行为趋向及其引发的诸多公共管理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国家及各地政府已经出台不少的相关政策法规,但是作者在进行实际调研时却发现,正式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能,而构成非正式制度的风俗、习惯却对农民工受到工伤后的维权行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农民工在选择非制度化的维权方式时,宁愿放弃法律维权的高额赔偿,而选择非利益最大化的维权方式。针对农民工工伤维权的行为选择,作者认为不单单是媒体所描述的维权“难”的程序问题,隐藏在后面的是更深层次的构成制度最基础层面的社会秩序问题。因此作者在进行访谈和维权行为分析的同时,也对影响农民工价值判断,参与制度运作的另外两方主体——政府及工作人员、用工方进行了必要的访谈和分析,并力图以小样本的案例深刻剖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人类社会能够有序的向前推进离不开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制度最终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这种游离于正式的约束制度之外的行为方式,只会让社会发展陷入混乱或者低效率。作者认为非制度化维权模式会阻碍社会良性、有序的进步与发展,政府应该建立能够制度性纠错的机制,构建农民工维权的系统环境,优化社会运行效率和民众的福利收益,进而才能够使制度沿着提高社会正效应的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