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通过考察福柯作品中与伦理学相关的内容,大致勾勒出他对伦理问题的思考线索.福柯一生的工作重心围绕着主体和真理问题而展开.伦理学的思考也在那两个问题域之内.不过,在福柯后期的访谈和作品、尤其是《性经验史》中,伦理学主题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在某些方面,福柯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点类似,二者都觉察到西方的理性化进程对人性的巨大戕害.不同于后者对理性化进程的总体批评.福柯通过书写各种具体的、局部的理性化史(在该文中是对生物—政治权力和治理术的历史),来勘定出每一种具体的理性化实践的边界、内在危险,从而为我们超克它们找出具体可行的斗争策略.就伦理问题而言,福柯认为,现今时代,"我们是谁?",即追问我们的身份和"本性"问题具有头等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尤其是自基督教的忏悔实践普遍化(早期基督教的忏悔只针对一部分修士,并不面向所有的信徒)和精神分析学盛行开来之后,我们被强加、后来是自愿强加我们自身一个"欲望之人"的本性.以此假定为基础,各种道德法规和身份鉴别技术被建立和发明出来,开始引发各种各样的区分"正常"与"反常"的规训化战略.对这些战略,福柯坚决地投入了对它们的抵抗,并宣称,政治抵抗对塑造自由的伦理主体不可或缺,当前,伦理学即政治学.尽管他认识到了政治抵抗的必要性,却也察觉出单纯的抵抗(比如同性恋解放运动和妇女运动)对追求自由的伦理个体来说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发明出一些积极的策略,作为建构肯定的伦理主体的工具(福柯经常说,理论就是一种工具).由研究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性经验"始,福柯不断向前回溯,直至古代希腊、罗马.在那儿,他发现,那时人们根本不认同自己为"欲望之人",也不认为在"性"中(像现代人那样)隐藏着一个人的终极真理.他们对性快感(aphrodisia)采取了一种健康的态度(尽管也不乏某种忧虑),不像后来基督教和现代经验那样对性采取过分焦虑,以致敌视的态度.只考虑从性中挖掘出真理.由对古代伦理的关注,福柯意识到,前者的某些要素可以被整合进现代的伦理实践之中,服务于塑造一种自律的伦理主体.这种伦理将是一种自我呵护的自由实践,是一种自我与自身关系的伦理.这种伦理抛弃了虚假的人性本质,致力于发明丰富多彩的人际交往模式来补充或替代被我们时代的各种体制化实践弄得日益贫瘠的自我关系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