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五章,前两章主要考论唐代科举士子行卷风尚的形成和行卷诗文集出现的原因、数量、特征、社会影响等,后三章分别选取元结的《文编》、皮日休的《文薮》和罗隐的《谗书》作为三个典型案例,具体解析这三种行卷诗文集的形成、特征和社会影响等。笔者认为,唐前期科举士子用于行卷的文体以单篇诗文、单一文体居多;唐后期科举士子转而用多篇诗文、多种文体编成的诗文集行卷,并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于是形成了用单篇诗文、单一文体、诗文集等行卷的基本格局。唐代科举士子的行卷诗文集,具有编集的实用性目的,相对于用单篇诗文、单一文体行卷的局限性,呈现出多篇诗文、多种文体的显著特征。元结一生三次编过诗文集,第二次编成的行卷诗文集《文编》,展现了元结工文善诗的才学,凸现了他与众不同的独特能力,为他进士及第创造了条件。皮日休的行卷诗文集《文薮》,以篇章众多、文体完备著称,其中多有皮日休的佳篇力作,展现了他尤擅箴、铭体文和“原本经述”的特长。同时,《文薮》的编排方式和文体选择,也充分考虑了进士科杂文试的特点和行卷博取眼球的需要,因而在行卷过程中倍受赞扬。罗隐的行卷诗文集《谗书》,明显具有文体众多而又以文为主的特征。罗隐用众多精品力作集成的《谗书》行卷,就是想要证明自己高超的才学,以表达对多次科考落第的愤懑和继续应举登科的期待。罗隐未能进士及第的主要原因,应该与唐后期科举制度文化氛围密切有关。总之,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行卷风尚的盛行,科举士子用诗文集行卷的现象逐渐增多,已然成为博取声誉、获捷科场的敲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