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基于中部地区城镇化新发展特征,研究信息化对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是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活力的深层次探讨,对发挥中部地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枢纽和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连接点作用,缓解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矛盾,进而推进新时代国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价值。论文梳理信息化与经济增长、信息化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等文献,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搭建了信息化影响城市群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提出相应的正向效应、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四项基本假定。以1999-2019年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所包含的地级市为样本,通过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信息化对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效应。建立基准回归模型考察信息化对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来阐释信息化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门槛值左右具有更大的跳越;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来阐释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其集聚规模的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制。最后提出推动中部地区信息化与城市群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一是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信息化发展较慢,同时,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经济增长放缓。各城市群经济规模增长速度也存在差异性。信息化与城市群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存在。二是信息化发展对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溢出效应对居民收入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收入分配越均衡,信息化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中部地区城市群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缩小的趋势,其中,中原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和太原城市圈的缩小趋势非常显著。三是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体系发展是信息化影响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中介效应递归式结构方程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伴随城市创新水平的上升,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水平也将提升。四是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中,信息化集聚的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通过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效应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原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信息化集聚程度最高,分别主要集聚在郑州市和武汉市,呈现单中心空间结构,环鄱阳湖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信息化发展水平较为均衡,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信息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中部其他城市群相比较高。五是中部地区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其集聚规模的经济增长绩效是相互影响的。信息化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益不仅作用于当地,还可以提高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中部地区六大城市群中,武汉城市圈的信息化指数空间溢出效应最大,其次为皖江城市带。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构建了信息化对城市群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论证了城市群经济增长是指特定技术条件和制度空间下,城市群空间范围内国民财富的增加,论证表明城市群经济增长表现为内生技术进步起决定作用的集约性综合要素生产效率提升。信息化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促进机制,但存在一定的门槛值;二是通过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信息化对中部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效应,特别是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来阐释信息化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门槛值左右具有更大的跳越,发现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收入分配的门槛调节,信息化的经济增长质量溢出效应对收入分配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三是提出信息化发展对城市群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是基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创新水平提升。构建中介效应的递归式结构方程模型,论证了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体系发展是信息化影响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