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女性主义话语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产生了裂变和转向,后女权主义潮流逐渐形成。当代西方出现的所谓“后女性主义”并非意味着女性主义的终结,而指的是女性主义理论的转型。后女性主义是在对女性主义进行反思、批判时产生的各种理论话语,它以彻底动摇女性主义的固有基础为起点,包括所有解构、颠覆女性主义的行为及其结果,促使了新的女性主义话语不断生成。后女性主义在动荡、变异的后现代语境中具有诸多不同表现,因此具有更深远的研究意义。后女性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译介到中国以来,在中国就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之一。在一系列学术讨论的过程中,大量的后女性主义批评关键词也随之被译介过来。本文属于描述性研究,重点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文本细读、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话语考寻为主要方法,结合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运用话语分析理论和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文化碰撞与文化对话的前提下,对五个后女性主义批评关键词(ecriturefeminine,androgyny,feminine,phallus,queer)进行译介研究。除了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本文还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来对五个关键词的译名进行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所有后女性主义批评的关键词在进行其中国之旅时,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与交流,都经历了一个文化碰撞和文化对话的语义演变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原文化含义的失落或部分失落和目的语文化语义的添加、负载、转型等特征,而且,译者是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在主流诗学的控制下,进行翻译操作的,因此,关键词的意义不是由西方理论规定后就一成不变的,当它们开始中国之旅的那一刻,它们的意义就开始了重新创造,并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重生。可以说,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是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和消融的过程,具体到对每一个关键词含义的翻译和阐释,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影响着当时的文艺学建设、文化批评理论的建构以及翻译学建设。本文主要包括以下部分:第一章是引论。主要由文献综述、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和课题的意义与价值及创新点四个部分构成。第二到六章是对五个后女性主义批评关键词的译介研究。对这些关键词的研究路径是一致的,分别追问以下问题:首先,最初生成的语境与文献是什么?原内涵、外延是什么?第二,探讨这些译名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产生的?第三,梳理对它们的引进、翻译、阐释和改写的过程中,遭遇了哪些本土媒介和文化因子的碰撞?发生了何种变异?第四,当下中国对它们使用的现状如何?每种译名背后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事件?发生了何种争议?最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译名的改变和其引起的争议?基于以上问题,每一章讨论一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又分为三个阶段来讨论,分别是源起阶段,旅行的高潮阶段,争议阶段。第七章是结论部分。本章主要总结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分析论文自身存在的不足,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建议。本论文把旅行于东方的后女性主义批评中五个关键词含义的变异研究提升到一个反映中西文化对话与文化碰撞的理论高度,突破当前文学、文化批评讨论中大多数学者仅仅把关键词当作意义自明的词来对待的局限,清理出这些关键词在原初社会历史语境和意思形态控制下自身具备的深刻内涵,中西方文化交流之际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大量碰撞、协商、改造、妥协和变异,国内对此问题的争议,此外,该论文不仅重视对关键词译介问题自身的研究,而且提出国内学界应有的一些反思。中西历史背景的差异是中国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寻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增长点的源头,可以展现中国的视角和标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后女性主义批评的希望在于在两种文化对话与碰撞的局面中,逐步建立起既扎根于本民族深厚土壤,又适合于当代文学实践的中国文论新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