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世纪”以来有关“城市化”问题的陕西文学中的四部小说(《土门》、《高兴》、《叶落长安》、《沉重的房子》)以及“城中村”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文本对读的材料,讨论在“城中村”这样的“城市乡土性聚落”中所产生的、不同于主流的“快速城市化”的“缓慢城市化”及其文化的表征:一方面,切身处在西安这座城市的“田野”中,亲眼目睹其中“城中村”的产生和消亡以及其中的人们生活发生着怎样的改变;另一方面,从深入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文学文本中寻找到的蛛丝马迹,使人们能够看到在普遍“快速城市化”的那部分城市的包围下,另一部分“西安”是如何展现一个不同的“城市化”样貌和过程的。具体说就是在“人的城市化”层面上,西安的“城中村”具有某种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缓慢城市化”,它使得那个主流文化生产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不能顺畅及快速地推进,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心理和精神现象。因此,本文想要探寻的问题就是:这种“不顺畅”究竟是怎样的?它除了表现为人的精神苦恼、内心矛盾、延缓了人的顺利被改造等等之外,是否还有某种正面的意义——即发展出某种不能被那种主流精神结构完全改造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因此本文所来自的基本的问题意识,从一开始,就是介于“文学”与“社会学”的层面之间的。论文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动机与问题意识、“文本对读”的研究方法以及在已有的研究领域中本文的位置与创新之处。除此之外,文章的整体论述分为三章,分别论述“绪论”中所提出的若干问题,第一章的重点即在于讨论那种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中,进城者的不适感,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不适感主要是生活在“城中村”这样的“城市乡土性聚落”中的居民的一种“结构性底层”的身体感觉与情感结构;第二章即讨论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城市”不适感是如何在“城中村”这样的“城市乡土性聚落”中被减轻甚至抵消的,同样,这种“城市乡土性聚落”的日常生活也构成了与“不适感”相对应的“城市乡土性”的身体感觉,作为抵抗在“快速城市化”中产生的边缘化情绪的一种情感结构;第三章则要通过一、二章的对应关系来抽象地讨论是否存在一种作为“方法”的“缓慢城市化”的不同于——或者说抵抗那种会给人们带来“不适感”的主流意义上的“快速城市化”。第一章“城市中的‘不适感’”重点讨论“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之下形成的城乡差异是如何使乡下人在进入城市之后感受到冲击以及不适的。这种感受在文学作品中首先被深刻地描绘出来,因此这一章先从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的叙述中开始,分析那种“进城者”的心理特征。当然,文学作品也是通过描写“进城者”的日常生活来表现其精神状态的,因此,本章将日常生活的面向具体分为经济生活、情感生活以及身份认同三个层面,分析其中所体现的“不适感”。在这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的包围中,“城中村”日常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感时常得到压迫,而这种压迫感也正构成了他们“情感结构”的很大一部分。第二章重点论述“‘城中村’的缓冲作用”,主要是从经济生活、人际交往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对第一章中所论述的“城中村”对于“城市化”所带来的人的“不适感”进行一一对应的分析。在这一章里,“城中村”就不再只是一个框定群体范围的“空间”概念,而是作为“缓慢城市化”发生的场域,成为对那种城市中的“不适感”的一个缓冲地带。这种“缓冲作用”也主要是以经济态度、情感关系以及身份认同这三个方面来体现的。第三章讨论“作为方法的‘缓慢城市化’”,在这一章中,论述的重点在于从更为抽象的和更为长远的视角来看,“缓慢城市化”所包含的“文化特征”是否能够抵抗“快速城市化”对其的吞噬,并且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考量,这种抽象的“缓慢城市化”在“城中村”的物质/空间形式覆灭之后,能否借他物而延续和扩展,形成真正能抵抗“快速城市化”的结构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