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边层这种可控的放权式改革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奇迹,但一个问题不容回避:新闻自由在中国的改革语境中一直是个被刻意绕过的敏感话题。改革要继续推进,必须有第四次思想解放的冲击,必须在新闻自由的制度创新上有所作为。通过对中国传统和当下政治现实的梳理,笔者提出了中国的新闻自由制度创新选择“权威推进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必然性和可行性。那如何来实现这种新闻自由?拿什么来驱动政治权威对新闻自由的积极推进?直接赋予市民社会围绕新闻自由那一系列的自由权利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合作主义政治结构,在这个结构下,通过权力、资本、知识和劳动之间的分权,市民社会获得其他属性的权力,这种分权使得政治权威不得不积极地支持媒体和公众在新闻自由上的种种要求。如此便形成这样的博弈格局:媒体和公众虽然没有积极地获得新闻自由所包含的种种权力,但是,在政治权威的推动下,他们却能消极地拥有新闻自由所应该有的结果。以一种自主的权利直接获得相对应的自由,这是“最好”的自由;以一种自由通过博弈曲折地获得另外一种自由,这是一种“次好”的自由,这是权威推进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实现机制。笔者分析的理论框架是权威主义和合作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