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也是一部重要的中国传统古典名著。长久以来,这部著作一直吸引着许多中外的译者和研究者的关注。迄今,《论语》已被翻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单英文版本就有六十多种。目前针对《论语》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英文译本,大多数研究关注各个译本的优劣批评,或是关于某些译本的个案研究,以及某些特定词的翻译,等等。还少有研究者关注译者本身,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思考,如何与原文本和目标读者进行交互。本文运用伽德默尔的阐释学理论进行分析。在这一理论中,译者被放到了中心位置。这一理论有三个层面,分别是“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理解的历史性”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视域融合”讨论译者与文本的交互,以及译者与目标读者的交互。而“效果历史”则强调,随着时间推移,译者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会产生变化。本文选用了理雅各(1893)、辜鸿铭(1898)和刘殿爵(1979)三位译者的英译本,用伽德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作为框架,对三个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具体从文化负载词翻译、翻译风格和重译的必要性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希望能从译者的视角切入,深入研究《论语》翻译,并分析译者的文化和职业身份,以及所处社会背景,如何影响翻译。本文有三个主要发现。第一,译者对文化负载词的理解受限于他们自己的主体性。而一个人的主体性又由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等因素决定。第二,译者的主体性对译文的影响并不是无限的。译者、原文本和目标读者三者的视域融合影响译文的语言风格。而相比译者与原文本的融合,译者与目标读者的融合对译文的影响更大。第三,《论语》需要重译。译者的主体性和读者的需求都在随时间改变。前面提到的三者的视域融合需要保持一个动态平衡。《论语》翻译没有最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