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也在逐渐扩大。2012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474。这一数值已超过公认的“警戒线”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不仅是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还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我国的收入分配具有复杂性的特点，表现在四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共存，即城乡收入差距大、行业间收入差距大、地区间收入差距大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所占比重不平等四个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2009年达到最高的3.33倍，而在地区差距方面，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均可支配收入只占东部地区的50%~60%。在理解收入分配不平等这些特点的基础上，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不平等对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收入分配不平等并非像消费、投资等因素一样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是通过“中介”产生间接影响。首先，不平等通过消费影响经济增长。将社会成员按照收入水平高低分为7个阶层，依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从消费倾向的含义出发，推导出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是各阶层消费倾向与其收入所占比重乘积的加总。在总收入不变的假设条件下，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不平等意味着收入由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转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下降。放宽总收入不变的假设后，结论仍然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会降低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从而减少消费，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其次，不平等通过投资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假设国民经济中只有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那么社会投资率取决于三大部门各自的投资率以及各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由于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而投资率低，企业与政府投资率高，收入不平等会提高社会投资率，从而增加总投资。另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倾向于收入高的地区和行业，而低收入地区和行业没有足够的投资，这样收入不平等造成了一部分地区或行业投资过度，另一部分地区或行业投资不足，社会投资结构被扭曲，影响投资效率；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在Galor和Moav（1999）建立的代际交替模型框架下进行分析，说明不同的三个经济发展阶段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根据我国的情况，更多的表现为第二阶段的特征，可以将社会总产出看作是低收入者对下一代转移支付的增函数，而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减少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同时注意到，收入分配不平等通过对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形成了我国低消费、高投资的增长方式。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关键时刻，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面临着挑战，同时也存在机遇。挑战就是形成收入差距的两大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机遇在于我国亟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论是“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还是依靠人力资本，都是消除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