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主干部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儒学以其价值理性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性的伦理指向促使并巩固着中国的“超稳定社会结构”。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领域和社会思潮的变迁,儒学逐渐从历史舞台的中央退居到了“幕后”,成为了没有了现实支撑其“身体”的“游魂”,被陈列在了“博物馆”中。儒学的命运离不开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流的社会价值标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流意识形态要更好地发挥自身价值,就要不断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对话、融合,从而达到“取其精华”,发展自身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以其开放的特质与兼容并包的理论品质吸收着各种优秀文化的精华。因而儒学的当代发展,必然要直面,并且积极地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交流、互动、融合。儒学不是理论与教条的体系,而是关注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方法指导,是现实的人追寻“安身立命”所在的道德与行为规范。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原则出发,来构造自身理论体系,而是从现实的人的现实实践活动出发的理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且应当交流、对话、融合。在儒学的理论中,有“体用”之说。传统的“体用”观点是形而上式的,将儒学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视为本体,称为“历世而不变”者；将由这种道德本体衍发出的对现实政治与现实社会指导的“举而措之,润泽斯民”的作用称之为“用”。“体用”共同构成了儒学的理论体系与现世价值。近代以来,也出现了借儒学“体用”说法而提出的“文化体用论”,其大致理路是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异质化,然后从体用的角度阐述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就“体用”而言,儒学有儒学的体用,马克思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的“体用”,如果将两者以“体用”关系衡量,那么难免“牛体马用”。在这样的前提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相与为体”的关系就成为了融合两者、发展两者以及儒学当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相与为体”就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作为多元文化中的各自“一体”,在“体”与“体”的主体间进行交流、对话与融合。通过主体际的融合关系形成新型的多元文化格局,共同影响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儒学也在这个层面上得到现代转换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