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代,田汉受西方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在艺术运动方面“保持着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其话剧创作也形成了带有田汉独特个性的诗化风格。1930年,田汉的艺术功能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他告别了艺术至上主义,开始强调艺术服务于社会运动的政治功能,成为了中国左翼戏剧运动的领袖。田汉“转向”后,他的话剧创作呈现出两极分化复杂景观:一方面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他都创作过具有明显诗化风格的优秀的作品,另一方面那种“应时”性质的“时代精神的传声简”式的作品也有很多。本文探讨的就是时代变迁与田汉艺术功能观嬗变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田汉话剧创作的影响,并期望能找出其中的规律和教训,以为当代剧作家处理时代与其创作的关系提供借鉴。“转向”前田汉在艺术运动方面虽然“保持着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但他所说的“艺术至上主义”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唯美主义,其中含有张扬艺术独立性等积极内容。同时,受“五四”精神的影响,田汉的话剧创作也摒弃了西方唯美主义创作中常有的病态、颓废现象。正是在这种具有特定内涵的“艺术至上主义”以及“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田汉特有的浪漫主义才情的共同作用下,田汉的话剧创作才‘呈现出了明显的主情性、写意性、优美性等特征,并由此形成了具有“田汉味”的诗意化风格。1924年—1929年是田汉艺术功能观的“转向”期。田汉的艺术功能观之所以能够“向左转”,是“革命文学运动”勃兴这一时代潮流、田汉心灵深处浓烈的爱国救世情怀以及他个人生活经历中的一些具体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向左转”的过程中,田汉不乏苦恼、矛盾、无奈和摇摆。这种苦恼、矛盾、无奈和摇摆投射到创作中,便使田汉转向期的剧作旨趣两歧、瑕瑜互见:既有《南归》《名优之死》这样的依然洋溢着诗化风格的作品,也有《一致》、《火之跳舞》等失却作家创作个性的属于“时代精神传声筒”式的作品。“转向”后田汉的话剧创作呈现出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其话剧创作的艺术成就也明显地两极分化:《回春之曲》、《关汉卿》等剧作较好地实现了作家的“诗化”风格与时代的“革命”思潮的结合,因此依然不愧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而《乱钟》、《扫射》等作品则由于单向度地关照话剧服务政治的功能,因而成为缺乏艺术生命力的“应时”之作。田汉艺术功能观的嬗变及其对创作的影响说明,作家随着时代思潮的进步而进步不是罪过,关键是作家在任何时代,都不能轻视艺术的规律,都不能失去自我风格,都必须努力寻找那个能使艺术与时代协和共振的衔接点:让艺术因注入时代精神而具有博大之气,让时代精神因有艺术的滋润而具有感召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