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经典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代表,对后来社会的价值取向与实践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张居正出身平凡,这让他更能深刻体会到民众的苦难和抓住时弊的症结所在,进而对症下药,对国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改革,开辟了为期十年的“万历新政”,可谓功勋卓越。张居正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就是当时明朝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张居正生活在明朝中晚期,他目睹了明朝自正德、嘉靖以来国势日趋衰微的局面。此时的明朝,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官绅大肆剥削民众,导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明朝衰败的景象给了外敌可乘之机,“倭寇”的侵略以及鞑靼贵族的骚扰,严重影响国家的安危。风雨飘摇的明朝,嘉靖皇帝却不为所动。嘉靖皇帝久居西苑内宫不再临朝议政,把自己的大部分时光都荒废于追捧方术、尊崇道教方面,迷恋长生不老之术,一连数年都不早朝,国家政治日益败坏。由于皇帝不上朝,朝廷内外事务的处理就落在了首辅严嵩身上。而严嵩得到皇帝的专宠,大权在握的严嵩,借机大肆弄权,排除异己,贪赃枉法,朝廷上下乌烟瘴气。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脱颖而出,登上了历史舞台。张居正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他基于混乱的朝政上疏《论时政疏》,委婉指出了明世宗不理朝政,不亲贤臣,以及当时祸国殃民的种种弊政,可谓是勇气可嘉,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张居正将明朝积弊的原因归结为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亏五个方面,这是张居正伦理思想第一次得到系统的阐述。虽然奏疏最终没有得到世宗的重视与采纳,但张居正不甘平庸,不愿碌碌无为的抱负却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病入膏肓的明朝,难得涌现出张居正这样有远大抱负的人物。较之大部分玩弄权术,谋取私利的官员来说,张居正能有这样的抱负,实在难得。但无奈张居正一腔热血报国,却始终不受重用,他也一度告假还乡修养。但是张居正有着极高的道德修养,他秉持着崇高的官德思想,时刻修炼自己的道德情操。“立志”是官德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张居正以“立志”为自己的人生道路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引和激励自己积极实现人生的奋斗目标。但现实的残酷给了初入官场的张居正当头一棒,壮志未酬的苦闷涌上心头。张居正认为立志还要矢志不渝。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总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奋斗过程之中的长期性、艰苦性和曲折性,都是张居正所要面对的难题。深陷乌烟瘴气的官场,抱有“立志”德性修养的张居正正是有了出淤泥而不染的信念,宁可回乡修养也不愿同流合污。蛰伏在家的张居正不忘初心,“立志”让他继续苦读诗书,研究国家之典务,走进农民中感受他们的疾苦,最后形成了极具张居正特色的“民本”思想。重回官场后的张居正再次上疏《陈六事疏》,这是张居正在明朝中叶各种社会矛盾逐步集结并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提出的改革方案。这项改革既能代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能部分地体现被压迫阶级的愿望,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陈六事疏》较之前的《论时政疏》明显成熟了不少,其论述的时弊问题涵盖了国家的各个方面。张居正清晰而系统地揭示了统治者的责任担当,并将其提高到社会治乱根源的层次来看待,这也体现了张居正思想的敏锐性,他希望皇帝能起好带头作用,改变明朝的颓势。张居正伦理思想的产生与他的改革相伴相随,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正是有了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伦理思想才会如此丰富具有内涵。正是得益于伦理思想的指导,张居正改革才能有效推进。官德思想是张居正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居正在官德思想中特别强调做人做事的担当,正是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张居正将勇于担当作为了为官的基础所在。本该勤政为国的官员们,却严重缺乏担当意识,本该责任担当,恪尽职守的他们,却只顾吟诗作赋,有人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还结党私营,造成了官场的腐败窘境。这种儒学强调的胸怀天下,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的道德规范,却被遗忘的一干二净。所以张居正提出了勤政守职的官德要求。张居正希望广大官员勤于政事,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地为国为民做事。张居正要求官员秉持为官所应当具有的“应当”伦理意识。这种“应当”意识以“该”和“不该”两个标准对自己做出的行为进行评价,唤起官员们心中的道德自律。同时张居正强调了法治对于官员的监督约束作用。所以张居正出台“考成法”,重点提升官员的行政效率,增强他们履职尽责的责任感。“考成法”的出台直接对官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价,以制度的形式保证了吏治改革的有力实施,是吏治改革的核心。“考成法”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考课制度,赏罚分明,真正起到了监督约束,治庸问责,淘汰无用之辈的功效。张居正伦理思想有着经世致用,敦本务实的显著特点。这也是张居正倡导实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所以张居正非常注重选贤任能的作用,将人才选用的标准定为匡时济世之要务,治国安邦所急需。在人才的选拔上,张居正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发现和选拔人才,并主张选拔勇于任事,不惮疲劳,勤于实干的改革人才。而对于那些虚文矫饰,因循守旧的官员,都不予重用。张居正是个崇尚实际,讲求效率,注重功实的人。张居正的这种见解,切中实弊,极有见地,这对于保证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起用,扭转明朝后期一切付于空言的积习颓风。张居正伦理思想继承了儒家经典伦理思想,他非常重视“仁”的作用,他的民本思想无不体现出对于“仁”的践行。张居正将安民作为了治国之本,出于对民众的热爱,从解决民众生活必需入手,减轻了民众的负担,稳定了社会局面。同时张居正赞成儒家重视道德教化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他的伦理思想中包含了许多“德治”的内容。张居正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作为自己及教育万历皇帝的榜样。张居正肯定了明初的儒臣的作用,并效仿历史上曾协助帝王的儒臣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治国理政。张居正非常重视德道教育,将德作为了人才培养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在对万历皇帝的教育中,呕心沥血,循序渐进的将儒家圣君的高尚道德灌输于小皇帝脑海之中,热切期盼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培养一名圣君。所以张居正也不断向万历皇帝灌输“仁”的思想,不断的向年幼的皇帝阐述君主施行“仁政”的重要性,而张居正自己也将“德”作为自己人生修养的最高标准,无时不刻不透露出对先贤的仰慕之情。张居正深得儒家思想影响,将“仁”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在具体的改革活动中体现出来。同时张居正也饱读法家经典,对法家的“法”思想也是耳濡目染。因此张居正并不局限于儒家思想,身处乱世的他非常明白当务之急就是改变以往的积弊,恢复明朝初期中兴的景象。张居正基于明朝积弊的现实,兼容了法家的部分思想,进而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张居正强调了“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认为“法”与“仁”都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手段。而在具体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张居正又更加重视“霸道”。所以,张居正伦理思想就是在法家“法治”前提下,将儒家“礼治”配合使用,实现了儒家伦理思想与法家伦理思想的融合。改革是需要魄力的,正是由于张居正有着心怀天下,为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才有了历时十年的大改革,给了衰败的明朝一个复兴的局面。外儒内法的张居正,将儒家的“仁”与法家的“法”结合在一起,对违背道德、违背法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虽有人批评其手段残忍,缺乏“仁”思想,但他却不为所动,本着经世致用,经邦济世的原则,求实用而扫除无用之功,最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张居正伦理思想的指导下,民生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民众有了安居乐业的稳定环境。改革同时也带来的经济上的好转,极大的缓解了国防的危及局面,取得了难得的边疆稳定局面,同时还带来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各种贸易往来,促进了民族交流。通过研究张居正伦理思想,希望在研究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找到更多的突破口,更加深化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