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视为“性欲倒错”和“违反自然规律”而受到社会公众揶揄与责难的同性恋群体；近来随着“同性婚姻”合法案、“同妻群体”、艾滋病传播及基友与腐女文化的盛行而成为备受媒体青睐、引发社会争议和学术界关注的对象。作为一个在性取向方面与传统异性恋迥异、但绝对数量庞大的亚文化群体,同性恋现象始终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文化与文明历程之中。然而,直到至今,同性恋者在国内却依然以边际人的角色继续隐匿于主流异性恋文化群体之内。不过,随着国际同志维权运动的推动、同志虚拟网络社区的建立及性别多元化观念的熏陶,国内同性恋者的自我身份认同及处境较以往都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J市的男同性恋者为调查对象,通过运用网络调查与田野观察方法来对他们的互动过程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了解是何因素促使他们选择隐匿交往或向异性恋者公开自身的同性性取向。为此,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对选题为男同性恋者的缘由、同性恋相关文献梳理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进行解释。此外,文章也对研究方法与意义进行了简要说明。第二部分：男同性恋者的社会互动过程。互联网络与智能化手机的的普及促使男同性恋群体成员的交往方式和社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公园、公厕、同志浴室及酒吧等为代表的传统交往方式日渐式微；新型交往方式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并日益开始出现分化；逐渐形成了面向男同性恋者为主要受众群体的,如：Blued、Jack’d等专业同志交友APP软件。而社区环境的变化不断影响着男同性恋者的互动维度与交往情境,同时也对他们关于圈内环境与未来生活方式的态度确定及行为选择产生影响。第三部分：男同性恋者的隐匿交往。文章认为男同性恋群体成员选择隐匿交往不仅是应对污名化策略的一种自我保护实践；而且也是游走于两种不同生活方式而谨慎做出的理性选择。在隐匿交往中,交往方式的变化使男同性恋者的交往形式由实地聚集向原子化转变；还促使传统交往方式将原先的“寻找—发现—筛选—审核”功能让渡给新型交往方式,仅剩下对“确认“功能的发挥。而在以公园或类似场域为核心的情境下,对公厕、同志浴室及宾馆等场域的不同选择是互动过程中男同性恋群体成员对“确认”结果的不同表达。第四部分：男同性恋者的公开出柜。本文将国内环境的相对宽松、不适合传统异性婚姻与情感宣泄三个因素分别作为男同性恋者向异性恋者坦诚自身同性性取向的前提条件、基础条件和爆发点。另外,在出柜方式与范围中,大部分男同性恋者都是选择主动出柜；他们选择的出柜对象主要是朋友、兄弟姐妹、母亲与同级同事。而因交往情境的突然变化采取被动出柜的男同性恋者的出柜对象,则更多的是配偶或母亲等初级生活圈成员。第五部分：男同性恋者的属性差异分析。在社会经济地位属性中,体制外职业的男同性恋者较体制内的出柜比例高。高中(或中专)、大专及本科学历层次的成员选择主动出柜的概率最大；而过低或过高学历层次的成员选择主动出柜比例相对较低。在各收入区间中,他们的出柜比例相差较小。在其他属性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及性角色由被动向主动再向“6/9”转变,他们的出柜比例呈现出逐次递减的趋势。而在婚姻状况中,已婚群体的出柜概率最低,形婚群体成员的出柜比例最高。第六部分：男同性恋者社会互动的后果。从微观层面分析,专业同志交友工具在男同性恋群体内的普遍应用,促使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催生出了数量同样庞大的“同妻”群体。同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对这些交往工具的控制,而纯粹把性作为一种交换关系。从宏观视角而言,男同圈内成员的乱性、滥交行为致使该群体成员成为感染HIV的高危人群；这必定会降低他们对群体的文化认同,丧失身份归属感；并进一步促使其交往形态呈现出碎片化与非组织化特性。第七部分：结语。本文调查样本在代表性、受访者对问题的回答及学术概念上存在一定偏差。在代表性方面,如老年男同性恋者在全部受访者中所占比例较小。问题回答方面,则表现出一些受访者对回忆性或私密问题较为敏感而可能会出现与事实不符或刻意隐瞒的情况。另外,由于性取向是一种自我判断,也许会有少数受访者对自己是否为男同性恋者存在错误地认知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