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科学传播体系中,一般来说,由于科学共同体、政府、商业组织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通常处于传播者的位置,而公众经常处于接受者的位置。本研究发现有部分公众主动发起科学传播活动,成为科学的传播者,而不仅是接受者和被科普的对象。他们试图通过自己传播科学的行动来改善社会对科学的认知,在有关科学议题的公共讨论中以行动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批评迷信及伪科学。本研究的对象正是这些公众发起的科学传播活动及其参与者,文章把“通过传播科学的行动来改善社会对科学之认知的主张或实践”定义为“科学传播行动主义”,那些“主张通过传播科学的行动来改善社会对科学的认知并积极实践的人”定义为“科学传播行动主义者”。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科学传播行动主义在中国是怎么发起的,通过哪些行动来传播他们的价值理念,这些行动能否在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建立起有效互动并促进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对话?”通过对行动者发起的科学传播活动和行动者网络社区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发现:(1)科学传播行动主义的发起和组织。科学传播行动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转型期公众主体意识逐渐形成,拥有一定的参与权和表达权。然而,由于社会和科学之间的鸿沟横亘,行动者认为不科学、非理性的声音在公共领域和个人生活中时常盖过了科学和理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们成为主动的传播者,通过行动传播科学以改善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科学传播行动主义者是一群热爱科学、认同科学价值并愿意传播科学的人。行动者认为个人有责任并且有能力在科学议题上发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行动者之间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和诉求,承受同样的社会压力,他们通过各种对话方式形成了一个数量较大、结构复杂,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一致性的社会网络。(2)科学传播行动主义的模式和特征。科学传播行动主义的行动模式可以分为个体行动、个体发起的准组织行动以及参与其他组织的活动。其中,个体行动包括网络科学传播活动、日常科学传播活动以及策划型科学传播活动;准组织行动包括转基因食品品尝会、印制健康知识扑克牌、捐献科普读物、街头科普等活动;行动者还积极参与其他组织的活动并在活动中表明立场或借机传播科学,主要包括媒体组织的科学议题辩论、官方组织或者科普组织的科学活动。科学传播行动主义的特征是志愿、独立、具有强烈的主体性。(3)科学传播行动主义的效果或影响。科学传播行动主义最显著的效果是对行动者自身的影响。科学传播行动主义“赋权”于行动者,使他们能提升科学素养、培养传播能力、获取社会支持。科学传播行动主义的人际效果包括认知、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及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传播行动主义的社会影响有议程设置、社会监督、政策建议。(4)科学传播行动主义的机遇和束缚。科学传播行动主义的发展机遇包括:政治改革保障了公众参与科学议题的合法性和正当权利;信息技术降低参与的成本,方便行动者的组织和资源动员;科学精神的缺乏以及传统传播主体的不足提升了科学传播行动主义的必要性。同时,科学传播行动主义也存在限制其效果或影响的个体因素、群体因素以及系统因素。科学传播行动主义是转型期出现的新事物,是公众参与科学在中国情境下的独特实践。对它的研究增加了科学传播在公众参与的发起、组织、影响和限制性因素等方面的经验,探索更多公众参与科学的空间和可能性。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发展了科学传播的多元模式,相比现有的缺失模式和对话模式,该模式对公众进行类别区分,注意到公众内部之间的结构以及多个科学传播主体之间不同向度的信息流和影响流,能更准确地反映公众的特征和位置,适用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议题。循证原则是国际上应用型社会科学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只有少数研究者零散地涉及到科学传播的循证要求,本研究明确地、系统性地主张循证原则在科学传播中的应用,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国外对科学传播循证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个具体的主张是否有循证依据,本研究对非特定的科学传播内容提出了循证分级标准,并根据该标准对“科学传播”这个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具有较大的创新性。本研究提倡的循证原则和科学传播主体应该不受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操纵以及个人偏见影响的独立性原则为科学传播的伦理讨论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根本上消解了科学信息失实、伪平衡、被各种利益集团操控等常见失范现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循证原则对科学传播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上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此外,公众意见在公共决策中越来越重要,而社会和科学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导致了公共讨论的质量和有效性难以得到保证。本研究还有一个现实意义是有助于寻找合适的科学与社会的对话方式,改善科学传播的质量和效果,在转型期社会利益冲突协商中增加公共决策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