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选唐诗”体现了唐人对本朝诗歌的理解和认识，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唐人选唐诗”成为学术研究对象，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唐人选唐诗”在唐代未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宋代学术虽然发达，但“唐人选唐诗”没有得到学者的关注。“唐人选唐诗”概念的确立，元代蒋易有滥觞之功。明代学者大致确定了“唐人选唐诗”的文献基础，并将“唐人选唐诗”当作一个对象加以研究。清代学者对“唐人选唐诗”特殊价值和不足之处，认识得比较清楚。清代的“唐人选唐诗”研究，在旧的学术传统中，达到了最高的水准。　　 从文献角度看，当代“唐人选唐诗”研究以《唐人选唐诗》(十种)出现为标志。而《唐人选唐诗新编》(十三种)与《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则为“唐人选唐诗”划定了研究范畴。当代“唐人选唐诗”的整体研究，已出现专著和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唐人选唐诗”诸选本研究中，《河岳英灵集》研究最为深入全面。其它唐代唐诗选本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唐人选唐诗”研究的不足之处体现为：存在着一些先入为主的误解；研究思路不够开阔；认识程度不够深入；研究过程不够具体细致。　　 “唐人选唐诗”与《诗经》、《文选》、《玉台新咏》处于不同文学发展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诗经》是对四言诗成就的总结，《文选》对汉代以来五言诗的成就作了第一次总结，《玉台新咏》对《文选》选诗偏失作了补充说明。“唐人选唐诗”属于总结唐诗的初级阶段，未能完成确立经典的任务。“唐人选唐诗”是对《文选》和《玉台新咏》的继承与发展，对于研究唐代五言诗格律化进程以及七言诗、杂言诗发展情况等，有着后世选本、总集难以替代的价值。　　 唐之前诗歌选本的编选思想可区分为三个阶段：强调政治性的《诗》时代、强调文学性的《选》时代和强调诗性的“唐人选唐诗”时代。其中，《玉台新咏》作为诗歌选本，在《选》时代是处于边缘位置的合理存在。这三个先后相继出现的诗选阶段，反映了汉语诗歌发展的这样一个必然规律，即汉语诗体先剥离掉政治意识形态的面具，再褪去“泛文学性”的模糊色彩，最终在“格律”这种绝对形式和“诗境”这种纯粹的心灵状态中找到最佳归宿。　　 殷璠《河岳英灵集》反映了盛唐文化精神，这是弥足珍贵的。《河岳英灵集》虽然只是诗歌选本，却足以成为盛唐文化的典型标志之一。　　 《国秀集》留有《文选》时代编集的遗风。芮挺章《国秀集》未能真正把握住盛唐诗歌的精神实质。《国秀集》也体现出了当代性。当代性的存在和表现得不够充分，使得《国秀集》的编选意识具有过渡性质，这跟《河岳英灵集》相比，显得落后。　　 元结编选《箧中集》时否定近代诗歌而提倡复古，对盛唐诗歌的发展情况作了深刻反省。《箧中集》标志着盛唐诗歌繁荣状态已然终结，并预示着唐诗即将转型。　　 《中兴间气集》的编者认识到：齐梁诗风经由王维，在盛唐仍有发展，而肃、代时期的诗风，就循此一脉而深化。《中兴间气集》推崇“理致清新”，与殷璠《河岳英灵集》标举的多种诗风相比，显得单调。这反映了，肃、代时期的诗歌成就，是盛唐诗风的偏狭深化。　　 《御览诗》没有体现出鲜明的诗学观念。编者令狐楚对“元和新诗”有隔膜。《御览诗》代表了元和时期正统的诗歌观念。　　 《极玄集》是对“元和诗风”有抵触情绪的唐诗选本。《极玄集》崇尚清雅，与姚合在中唐时期处于文坛边缘位置有关。《极玄集》独重大历诗人，透露了晚唐士风往消极平和方向发展的消息。　　 韦庄《又玄集》具有总结唐诗成就的意识。韦庄身处唐末衰世，对于他编选《又玄集》是有利条件，他藉此获得了纵览唐诗全局的眼光。韦庄选诗视野较前人更开阔，并将衰世之感渗入编选过程。　　 韦毅《才调集》是以曲子词文人化并渐趋成熟的过程作为编选背景的，推崇具有词作特点的唐诗。唐诗的成就并不在“才调”方面，《才调集》所遵循的选诗标准未能切中要害。《才调集》预示着诗词功能的分化，将成为文学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唐人选唐诗”大致反映了王维诗作的主要特点。选录王维诗作的唐代唐诗选本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崇“调”的，一是崇“玄”的。崇“调”的选本，都推崇王维的乐府诗，崇“玄”的选本则反之。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看，寄赠类的应酬诗作是王维诗歌成就最突出的部分。现存唐代唐诗选本所选录的王维寄赠诗，多数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唐人选唐诗”对王维诗的选录，受到“进士楷模”、“失节之臣”和“天下文宗”等三种社会形象的影响。唐代诗选家对王维诗作“诗中有画”这一特点有所认识，但认识得并不完整。妙合禅意是王维诗作的艺术特色。但唐代诗选家对此未有认识。　　 “唐人选唐诗”对于唐诗史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某些在唐诗史研究中被关注的诗人，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来看，其文学史地位尚可作进一步提高。“唐人选唐诗”为唐诗史研究提示出了王维和白居易这两个重要诗人。若根据诗人的实际影响力来划分，唐诗史其实存在过“王维的时代”和“白居易的时代”。某些在唐代文学史著作中被重点介绍的诗人，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来看需摹商榷。李、杜并称并不合适。李白在唐诗史上是一个杰出而孤立的诗人，杜甫则是在唐诗史上发挥了潜在影响的诗人，二人在唐诗史中不宜并列，也不能被处理成“双子星座”。而有些诗人在唐诗史上的地位，其实并不如向来所认为的那么重要，比如四杰。　　 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经常被重点强调的诗歌类型，也正是“唐人选唐诗”所重视的，比如李白的乐府。有些在文学史著作中被重点强调的诗歌类型，却是“唐人选唐诗”所忽略的，比如李白的绝句、杜甫的“诗史”。而有些在现存唐代唐诗选本中特征明显的诗歌类型，则不为文学史著作所提及，如李白诗在题材上多倾向于男女情事。　　 有些唐诗作品被多种唐代唐诗选本选录，是因为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皇甫冉《巫山高》为大历诗风对齐梁诗风的继承与超越提供了一个极为确切的例证。其文学史意义，是非常显著的。其不被纳入文学史著作中作重点介绍，有失公允。　　 “唐人选唐诗”推重祖咏的《苏氏别业》，说明这首诗的文学史价值在当时已得到确认。而文学史著作忽略了这首诗，则反映了今人对于唐代园林诗的研究，还欠深入。　　 从“唐人选唐诗”的角度看，文学史著作在选评唐人诗作方面，有不妥之处。某些诗作是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的，但编撰者在评价时有偏爱之弊，比如王维具有隐逸思想内涵的山水田园诗。而有些诗作，不仅其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存在问题，而且其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也是需要讨论的，例如王翰的《凉州词》。　　 “唐人选唐诗”反映出唐诗史(包括唐代文学史)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如果想解决这一问题，唐诗史的撰写就不能不包括唐诗发展史和唐诗接受史两部份。　　 殷璠及《河岳英灵集》与钟嵘《诗品》的关系，尚可通过对比的方式予以实证。殷璠对于诗歌史的认识受钟嵘《诗品》影响很深，《丹阳集》的编纂就体现了这一点。《河岳英灵集》所表达的诗学观念与钟嵘《诗品》颇为一致。首先，《河岳英灵集》与钟嵘《诗品》对诗歌发展史的认识较为接近，其次，重视诗歌的声律，是《河岳英灵集》与钟嵘《诗品》的共同点。最能说明《河岳英灵集》与钟嵘《诗品》诗学观念相一致的，是“兴”这个理论范畴。《河岳英灵集》中的“兴”义与钟嵘《诗品》的关系，较之《文心雕龙》，要更为密切。《河岳英灵集》在编纂体例上和表述方式上与钟嵘《诗品》有颇多类似之处。如知人论世、摘句品藻等。当然，《河岳英灵集》作为盛唐诗歌的成功选本，其所透露的诗学理论倾向较之钟嵘《诗品》，也有明显的超越之处。一则，殷璠《河岳英灵集》是基于盛唐诗歌发展现状编选的，其对于诗歌发展史的认识要更为全面透彻。二则，殷璠《河岳英灵集》具有更为完备的诗学理论。三则，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诗论有尚奇、尚新、尚感染力的特点。《诗品》以述故为原则，更近于诗歌理论著作。而《河岳英灵集》以立新为宗旨，更类似于诗歌评论著作。　　 《河岳英灵集》是殷璠借鉴钟嵘《诗品》并结合盛唐诗歌发展的实际成绩而编选的。如果我们可以将《河岳英灵集》当作一部文论著作的话，那么它就是钟嵘《诗品》的继续和发展。温故而能知新，这正是殷璠《河岳英灵集》成为杰出诗歌选本和优秀诗歌评论著作的主要原因。　　 《国秀集》是唐代进士科的产物。《国秀集》系出自国子监修进士业者之手；《国秀集》入选诗人多数与进士科关系密切。《国秀集》反映了进士科士子的仕途理想。　　 《国秀集》编者看重曾担任过集贤院学士和秘书监(包括秘书少监)的诗人。集贤院学士和秘书监(包括秘书少监)之职，在初盛唐时期是极有清望的。秘书省和集贤院的长官，在初盛唐时期有着特殊的政治影响力。在仞盛唐，集贤院、秘书省与进士科举关系密切。　　 《国秀集》反映了天宝时期进士科士子的仕途最高理想：由进士中举，入集贤院撰修国史，备争上顾问；或者以集贤院、秘书省长官的资格主持朝廷大政；而平居，则诗酒应酬、风流雅集以度日。　　 《国秀集》的选诗标准，就诗歌而言，取其婉丽者。在《国秀集》的编选过程中，“婉丽”是择诗时所用的基本艺术标准，但编者对这一标准执行得并不严格。就功用而言，取其顺泽。《国秀集》反映了编者对于试律诗的温和态度。《囤秀集》反映出编者有意引导士子学习以诗应酬。　　 令狐楚编选《御览诗》时，没有鲜明、系统的诗学主张。《御览诗》所持的诗歌观念大致是：已脱大历诗风之藩篱，未入元和诗体之境域。　　 令狐楚编选《御览诗》，一则表达自己对旧朝的怀恋之情，再则歌颂先君文治的成绩。《御览诗》选录了不少德宗和宪宗垂青过的诗人。　　 从《御览诗》选录诗人的情况看，令狐楚对于仕途不达而具有特殊经历的诗人表示了关注。《御览诗》还非常关注诗人群体。大量选录艳情之作和边塞之作是《御览诗》的重要特点。　　 令狐楚在编选《御览诗》的立场，是以诗人为本位而不是以诗作为本位的。《御览诗》已经将贞元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分诗人甄选入集，但并未能将所选诗人最优秀的作品选入《御览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