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5G通信、物联网等现代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型经济模式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张,使得数字经济的就业规模也不断增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十三五”发展计划中都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中国的工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工业化进程。针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为了全面恢复经济生产正常运行,需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等方面的突出优势。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数字技术智能化进入全面加速阶段,全面认识和掌握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影响,对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时期实现高质量就业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影响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库兹涅茨法则、技术进步偏向论等理论,在作用机理和实证研究方面对数字经济作用于就业结构的分化机制效应进行深入探索,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年到2020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字经济水平,将就业结构划分为就业产业分布、就业者能力及技能结构两个层面,探究数字经济对中国就业结构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影响。在此基础上构建产业结构及基础设施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区域创新能力作为调节变量,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作用机制,主要涉及PVAR模型分析、逐步回归及Bootstrap检验等实证研究方法。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就业产业分布优化和就业者能力及技能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作用,数字经济会提升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岗位需求,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会显著增加高技能和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而中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会不断提升自身知识水平来适配数字经济背景下催生的新型就业机会,从而促进整体就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随着零工经济平台的发展,在提高劳动力匹配效率的基础上将原本被替代的传统劳动力转移到新兴岗位,拓宽了经济发展新空间,促进了就业结构的整体提升。因此政府需因地制宜根据产业结构调整当地就业政策,给以创新创业相关政策支持,并不断提高基础设施水平来推动就业人员适应新岗位,使得不同能力及技能水平的从业人员共享数字经济的时代红利。以上结果,丰富了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影响的理论研究,有利于厘清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中国社会就业结构的调整变动态势,为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国家就业促进政策提供了定性依据和定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