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进入新常态,如何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基础上,确保经济高质量增长,已经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国家重要的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该政策能否实现预期减排效果,对于完成中国2030年碳排放达峰和实现2060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刻画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党的十九大也指出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从微观企业层面揭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对中国利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实现碳减排,制定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本文结合环境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相关理论,首先介绍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制度背景和实施现状,选取2008-2017年的省份面板数据和2008-2018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首先考察试点政策在宏观层面对碳减排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效果,其次探讨了试点政策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在添加控制变量和消除固定效应的影响后,第一,在宏观层面,相对于非试点地区而言,试点政策能够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提高了试点地区的GDP和人均GDP水平,实现了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红利。第二,在微观层面,相对于非试点地区的企业来说,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考虑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误差等问题,本文采用平行趋势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增加控制变量、安慰剂检验,反事实检验、政策干扰排除、工具变量法、PSM-DID检验共8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在排除了内生性、样本选择偏误和其他可能影响到实证结果的因素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仍然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除此之外,在考虑到地区环境容忍度差异与碳排放转移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也通过了相关的检验进行排除。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西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比中东部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国有企业更为明显,对政策重点关注的行业中的企业比非重点关注行业中的更为明显。而且地区环境执法力度越强,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越显著。第四,传导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推动企业进行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可以通过优化企业内部资源要素配置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①转换观念,摒弃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相矛盾的过时观念,探索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气候问题。②严格执法,加强环境执法力度,确保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实施。③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属性的企业,采取特异性的环境规制政策。④加强创新,鼓励企业通过绿色研发和要素结构禀赋升级来解决排污成本问题。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从研究视角上,针对以往文献缺乏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本文利用宏观和微观数据相匹配,全面系统地识别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实施效果及传导机制。（2）从研究内容上,本研究从减排效果,经济增长两个方面,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双赢”效果;选取技术创新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两条路径分析碳排放权交易的传导机制。（3）从研究方法上,本文借助环境规制领域内的准自然实验,较好地克服了规制指标的测度误差和内生性问题;从不同地区,企业污染程度,企业属性,环境执法力度四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通过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排除地区之间以及地区内部之间不可观测的因素干扰、避免组间差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