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与经济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突破50%,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的城市化也开始从中低水平发展阶段转向中高水平发展阶段,同时城市化也越来越成为促进整体经济进一步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以城市为对象研究其在过去与当前的发展就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引导城市化进一步发展方向的现实意义。对于城市经济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能力相对较弱,而引入了空间因素的新经济地理学对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各个问题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特别地,新经济地理学建构起一个分析城市从形成到持续发展的整体框架。在解释城市的形成方面,新经济地理学吸收了古典区位理论的分析内容,建立了关于城市起源的区位基础理论;在这个基础上,新经济地理学使用路径依赖理论将城市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最后,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城市中的经济要素是规模报酬递增的,规模报酬递增理论是新经济地理学进行城市经济分析的基石,其不仅解释了城市经济要素最初的集聚,也为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机制解答,更重要的是,从规模报酬递增出发,新经济地理学发展出了关于城市体系的中心-外围模型,中心-外围模型则解释了一个地区城市化从中等水平向高水平发展时,经济要素开始向大城市流动这个现象。本文首先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区位基础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和规模报酬递增理论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在这个基础上,本文使用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代数据对这三个理论做实证上的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区位基础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城市的起源,拥有更好的地理环境的地区在古代中国更容易有城市形成,而第二自然因素,包括古代实际交通路线和既有城市也影响着新城市的产生,具体而言,古代实际交通路线对新城市形成有正向影响,而既有城市对新城市形成的影响则遵循着新经济地理学所讨论的集聚阴影模式。另外,在现代,第一自然因素可以从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两个方面解释中国城市经济活动的分布,增长效应的内在机制可以总结为,如果某个第一自然因素与交通可能性高度相关,则这个第一自然因素可以通过影响交通区位这个第二自然因素作用的范围与大小来间接影响城市的发展。（2）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发展历史越长的城市,当前的经济水平越高。这种路径依赖可以用规模报酬递增下的密度经济理论进行解释,同时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也体现在制度稳定发展下的人力资本跨越历史的传递。（3）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正经历着一个经济要素从外围城市向中心城市流动的过程,而这与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的中心-外围模型的预测相一致,在贸易条件改善的外生冲击之下,这个趋势更加明显。经济要素的流动引起以县域为代表的地区腹地的经济规模相对下降,并且这种经济规模相对下降同样遵循集聚阴影模式。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与地区腹地经济规模的下降相伴随的是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最终则有利于整体经济“在集聚中走向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