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阐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在于多元社会治理力量的交往互动和情感共生。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旧有的熟人社会不断被打破,居民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低,何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良方悬而未决。近年来,中国本土化实践中的公共空间生产热潮,为我们分析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可行的切入点。公共空间生产通过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其中,为多元主体提供了互动平台,在本质上彰显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进路。为此,文章将公共空间生产视为凝结多方治理主体合力的载体,以此探究城市基层治理过程中如何实现多元主体的社会联结和精神认同,进而思考“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影响因素和创生机理。为解决上述研究问题,引入空间生产理论视角,运用个案研究方法,选取青岛市李沧区沧口街道“共享家”邻里中心建设的案例,从“治理结构—空间行动策略—治理有效性”分析框架出发,还原邻里中心的整个空间生产过程,进而探讨公共空间生产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和构建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影响因素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存在结构路径、行动路径和情感路径,三条路径彰显了治理视角与空间视角的结合,分别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路径、过程路径和本质路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受到空间正义、治理能力、空间属性、激励工具、规制工具、公共精神六个因素的影响。其中,空间正义以价值引领的隐性作用机制,促进了政府及其他治理主体对空间权利的关注,是完善空间生产主体类型和治理主体类型的内因;治理能力和空间属性则是影响社会治理共同体规模和治理单元选择因地制宜的外因,也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置因素和必要条件。以空间利益诉求和奉献精神为主的激励工具和以制度供给为主的规制工具是行动路径的影响因素,其既提高了治理主体参与公共空间生产的积极性,又确保了治理主体行动策略的规范化和合理化,促进了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责任内化和社会资本是情感路径的影响因素,它们分别从个体的情感内生和主体间的情感联结的路径作用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使得治理主体的行为超越自我利益,谋求公共利益,从而促进公共精神的产生和培育。未来可以从研究方法、案例选择和理论视角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最后,从共同体规模、空间行动和治理有效性的角度提出公共空间生产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启示,以期推动中国本土化基层治理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