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科技培训是提升农村劳动者素质,培养造就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民,形成农村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从农民科技培训需求主体视角,分析政府、非政府层面和不同类型农民的培训需求,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农民科技培训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将农民科技培训供给划分为制度、科技和资金三大要素,并运用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判断相结合的方法对辽宁省农民科技培训供给能力进行综合评价。构建了包括政府主导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和市场引导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在内的需求导向的农民科技培训系统,提出了其运行机制。并以农业高校依托型的农村科技带头人培训体系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的会员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作为实践调查案例,提供适于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趋势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思路和建议。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果和结论:(1)通过对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界定农民科技培训需求主体是政府、企业和农民,并认为农民是科技培训体系中最基本的利益或需求主体。利用第一手调查数据对辽宁省农民素质现状以及农民科技培训需求的内驱力、需求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将新型农民划分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通劳动者和农村精英人才队伍两大类,明确其不同的培训需求。利用问卷调查法和实际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农民科技培训需求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培训信息的需求强烈,但实际宣传不到位;农民最能接受的培训形式为田间示范;培训内容偏重于种植、养殖方面的技术;喜欢专家田间指导和短期的培训方式;以增加收入为培训主要目的。利用序次多值选择模型(logistic,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数据拟合,研究了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培训需求与农民个人掌握的社交资源、从事的产业及其规模、家庭收入的关系密切。建议要进一步契合农民培训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民科技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培训活动。同时针对特殊人群,例如村干部、农业技术骨干、农业大户等要积极开展分层培训。(2)通过对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供给及其能力评价的分析,认为制度、科技和资金构成了两大类培训供给主体的三大要素。以辽宁省为例,构建了和上述供给要素相匹配的农民培训供给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制度创新能力指标、科技资源投入产出能力指标、培训资源投入能力指标和培训价值产出能力指标。然后利用层次分析法(AHP)为基础,以模糊数学法(FAZZY)为工具进行农民科技培训供给能力的评价,综合评价结果达到“很强”的程度,据此认为辽宁省农民科技培训供给能力等级为很强。(3)通过对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构建及其运行机制的分析,认为培训有效需求和培训有效供给是互为前提、互为动力的。构建了需求导向的农民科技培训供需均衡体系,指出政府主导型农民科技培训和市场引导型农民科技培训是供需均衡实现的两大支撑平台,缺一不可。借鉴系统工程论方法,利用实证调研数据分析达致农民科技培训供需均衡的自组织和被组织措施,力求通过各主体能力建设,实现农民科技培训的供需均衡。最后提出保证需求导向的农民科技培训的供需均衡,实现政府主导型和市场引导型两大培训平台进一步耦合的机制,包括制度保证、设施完善、协同合作、信息共享和按需定训等,保证中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4)通过对农业高校依托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的实践与调查的分析,指出政府是农业高校开展农民科技培训的组织和投入主体,而农民精英是农业高校农民培训的对象。以依托沈阳农业大学开展的、培养农村科技带头人的“辽宁省农民技术员培养工程”为调研案例,以农民学员为调查对象的研究,认为此种培训模式符合农村科技带头人的培训需求,但由于其在培训方法、时间、课程、教师和组织管理等需求方面比普通农民要求更高但也注重实际,看重实践锻炼机会,看重培训效果,而不在乎多花点时间,因此提出建立培训前的选拔评价体系、培训中的协调整合体系、培训后的支持培养体系。农业高校依托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也在提高农民家庭农业纯收入、农民组织化程度、关注生态环境能力、应用传播新技术能力和提升社会心理素质等方面有一定效果。(5)通过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农民科技培训体系的实践与调查的分析,认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农民科技培训要在市场引导下,以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农业龙头企业骨干为培训目标。以沈阳市东陵区寒富苹果协会为例,利用参与式调查方法,定量分析了开展了会员型农民科技培训的实施及其效果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依托沈阳市东陵区寒富苹果协会开展的农民科技培训活动,效果达到“良好”层次。最后提出了提高会员型农民科技培训效果的建议,即将农民需求和组织引导相结合,确定培训方向;将农民的接受程度和长远发展相结合,设计培训内容;将政府扶持和组织建设相结合,做好跟踪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