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是一位见解独特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20世纪90年代初起，因他在文化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更加声名大振。在文化研究领域，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思路，并开辟了一条与他人侧重有所不同的研究方向(比如政策、博物馆等问题)，偏离了文化研究的主流话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的理论取向呈现出后期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但是，今天的汉语学界关于他的汉语文献非常稀缺，对于他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远未形成气候。这也设定了论文的意义和使命。具体而言，本文的写作思路如下： 首先是序言，这部分会谈及贝内特本人的基本学术履历，并结合近些年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简要交代一下本论文选题的缘起和研究动机，确定研究的范围，为下文展开论述做好铺垫。 第一章是概述贝内特学术思想流变的基本情况。在这章里，我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简要的概述：第一个方面是他本人的思想特点，第二个方面是他的主要著作简述，第三个是随着时间的变迁，他的思想发展的脉络。当然这些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需要综合起来叙述。 第二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之一。这部分首先阐述的是贝内特关于文学、艺术本质性问题的观点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质疑。在替未被质疑和反思的本质主义文学观念信仰祛魅中，贝内特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羁绊。与此同时，随着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讨论，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贝内特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转变为采用后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探讨问题的学者，这其中深层次原因的剖析。 第三章涉及到“葛兰西转向”和大众文化界定这两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并不是贝内特的理论特色所在，但因为它们构成了贝内特思想的重要环节之一，另外贝内特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还是有一些独特之处的。所以，这里单列章节有一定的必要。 第四章是论文的另一关键部分。本章首先系统地阐述从葛兰西到福柯的理论范式的转换，然后在福柯这一大的框架下，进一步展现出贝内特是怎样把这一框架运用于具体的文化实践中的，这其中将包括知识分子问题、博物馆问题、文化政策问题等。 通过以上章节的论述，论文最后的小结部分得出的结论是，贝内特运用社会学的广阔视角，揭示了当代社会中成为间接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图谋，并且将这种意识形态历史化，将它置于生产、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去它为自己贴上的各种普遍性面具。但贝内特并没有批判这种社会现实，相反，他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与制度合谋的关系。 当然，在论文中做到不遗细节地讨论贝内特的所有学术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本论文对贝内特的文化理论的梳理，试图在细读贝内特本人英文原著的基础上，加之在吸纳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以贝内特对文化和权力关系的揭示为主线，尽量把贝内特在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闪光点充分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