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可译的。美国著名翻译家奈达曾提到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也能相对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述说出来。诗歌语言也一样,存在许多共性。这是诗歌可译的理论基础。而诗歌翻译的实践也再次证明了这个观点。许多著名诗人的作品,如英国的莎士比亚、雪莱、华兹华斯,美国的朗费罗、惠特曼,法国的雨果,俄罗斯的普希金以及印度的泰戈尔等都已经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中国的诗歌也一样,纷纷走出国门,被译介到其他的许多国家。尤其是唐宋时期的诗词曲赋早在数世纪前就被翻译成英语。所有这些翻译事实都证明了诗歌是可译的,诗歌的翻译是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直到目前为止,翻译界仍然没有就什么是最佳的诗歌翻译达成一致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好的翻译应是形、音、义的统一体。笔者称这种标准为“形神兼备说”,即强调诗歌翻译应既具其形且传其神。许渊冲教授的“美化之艺术”和“形神兼备说”有相似之处,但他更强调译者的主体性,极大地发挥译语优势,与原语进行“优胜竞赛”。笔者还列举了黄杲炘的“量化”标准说，即把诗歌语言看作是可量化的单位，并制定了一定的翻译标准。除了翻译标准,本论文着重论述了在诗歌翻译过程当中的损失、补偿方法。既然诗歌有不可译的部分,它必然就有所损失,包括形式上的以及内容上的。但是有所失就会有所得。译者的任务是通过采取各种补偿手段,尽量把损失降低到最小。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通过翻译可丰富译入语文化,也有利于原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对于一些濒临绝种的小语种更是能收到起死回生的效果。翻译就是在失去和得到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