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被世人誉为“增长奇迹”,经济学界一直在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然而,中国并不具备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诸多有利因素。对于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市场并不完备,此时,激励机制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尤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必然对应着许多“本土化”的激励机制。如何在一个相对统一、稳定的框架内调和各地区利益,形成全国性的政策目标,以及确保地方政府为实现该目标而共同努力,成为治理中国的核心问题。在此过程中,如何通过经济政治制度来激励地方官员,对地方官员施行有效治理成为中央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年来,大量国内文献开始审视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官员所面临的政治激励是如何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但这类文献通常隐含假定,地方官员面临的激励约束会影响官员个人行为,而官员个人行为最终会直接反映在政府的各项行为中。然而,在中国经济实践中,地方官员个人行为是否反映在政府的公共支出行为中,以及以怎样的形式反映在政府的公共支出行为中,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同时,国外基于选举制度的文献中政府支出的决定机制与中国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我们不能直接借鉴国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也要求国内研究立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背景来展开详细、深入地分析。基于此,本文先深入探讨地方官员与公共支出之间的联系,为已有的文献提供新的经验事实,再详细分析在中国的官员治理模式下,地方政府是如何调整政府支出,并以此来响应中央政策的。本文主要结论包括：(1)在地方官员经由上级任免,上级对下级官员的考核以经济绩效为重要参考依据的背景下,中国地方官员显著影响政府支出政策。(2)地方官员对政府支出政策的掌控上存在显著差异。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而言,京官类型的省委书记表现出更为强劲的掌控力度。省长和省委书记对教育支出的影响也存在较大差别。省委书记对教育支出的影响表现为短暂的、“疾风骤雨”式,而省长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则主要采取“润物细无声”的形式。(3)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制度特征,确保了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政策号召。为了响应中央政策,地方政府必须积极动员其手中掌握的资源,这势必要求税收部门加强征管,提高征收效率,进而增加税收收入。因此,在响应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规模急剧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