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跨入新的千年,人们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跨文化交际比任何时代都更为频繁。翻译作为沟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桥梁,在跨入文化交际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人类的不同语言之间,生物基础基本相同。生存环境和认识对象也都是同一个客观世界,因此无论是语言还是语言所负载的文化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共同之处和共通之处,使翻译成为可能。可是由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不同,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不同,心理特点和思想方式不同,这些差异给翻译带来了诸多困难。为了缩小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的限度,国内外译界提出了两种译法,即异化法和归化法。这两种译法是1813年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的。翻译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接近读者,后来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违努帝将其命名为异化法和归化法。两种译及而波及翻译界,使译介者们频频争论其得失。本文就异化法和归化法展开自己的一些见解。本文除序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三章,第一章是以藏汉翻译界长期的翻译实践,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生理机能和感情生活等为依据阐述了藏汉翻译中的可译性。第二章则从藏汉文字的构造和双关语的运用,原文语言中含有独特感染力的词语等为依据从五个方面阐述了藏汉翻译中的不可译性。第三章共分五部分,主要阐述了异化法和归化法的概念和特点。两者之间的争论,结合翻译理论,依据这些争论,归纳和总结自己的心得体会。虽然本人为了使自己的观点能够成立,论证具有说服性,论证方法得体而广集资料,细微分析,再三修改和补充,但由于自己的才疏学浅,经验欠缺,错误之处再所难免。因此,各位专家、学者提出宝贵意见。最后,对为撰写本文提供不少宝贵建议并在百忙之中,详细审阅的山夫旦教授,致于真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