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作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具毁灭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诞生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早期研究者曾经作出预言，核武器将同其他军事武器一样，其技术在诞生后会发生横向甚至纵向的扩散，最终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掌握。然而到今天为止，冷战后的核态势并未如沃尔兹等理论家所设计的剧本演进，核扩散出现了缓慢趋势与逆趋势，全球核安全环境总体较为稳定。本文假设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具备“成本—收益”算计能力的理性行为体，研究国家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做出弃核的决定，甘愿在一个有核的世界里担任一个无核行为体的角色。
　　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构成了目前有关国家弃核的主要解释路径。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与生存是国家最迫切关心的需求，以安全概念为核心的安全环境论、安全承诺论以及安全困境论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框架的国家弃核范式;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对国家核决策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以现行核不扩散体系的规范激励国家放弃核武器，另一方面，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打开了国内政治的“黑箱”，研究政治体制等内部要素在国家弃核决策中的作用;社会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规范等非物质性因素对国家核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国内社会精英的安全认知和身份认知，探索深层次要素在鼓励国家放弃核武器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三种理论框架与解释路径相辅相成，总体上共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弃核决策研究框架。
　　本文在国外学者有关国家核进程研究的基础上，将弃核国家区别为由第三阶段向第一阶段回归的类型以及由第四阶段向第一阶段回归的类型。同时，本文又结合国家弃核决策的三种解释路径，提出了四种假设性分析要素，分别是外部环境要素、基础性要素、国内政治要素以及意象要素。外部环境要素包含安全环境与国际制度环境，其中外部安全环境是指国家所受到的地缘军事压力，国际制度环境是指以核不扩散体系为代表的，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针对核武器问题的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基础性因素是指国家发展核武器过程中的客观物质基础，主要强调国家的经济基础与工业技术基础在国家核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国内政治要素包含政治精英、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程度、经济政策以及国内舆论等;意象要素强调核武器在国家决策中所发挥的符号性作用。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瑞典与南非的弃核案例，以及朝鲜尚未解决的核困局，形成了基于理性行为体模式的弃核决策认识。基础性要素在国家核进程中间发挥门槛作用，基础性要素的限制可以迫使国家由第三阶段回归第一阶段，由于能力和资源的不足而放弃核武器发展;外部环境要素对国家构成不同程度的外部压力，因而刺激国家产生发展或放弃核武器的不同动机。国内政治要素和意向要素只能发挥辅助作用，不能主导国家的核决策。本文认为推动国家弃核的主要策略要针对国家核进程的具体实施阶段，通过技术和原料封锁阻止正处于核进程第三阶段国家的核计划推进，针对已经抵达第四阶段的拥核国家，需要凭借巧妙而有力的外部压力，使安全压力或制度性压力突破其承受能力，迫使其回归核不扩散体系，回归第一阶段成为非核的国家行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