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一项2010年对澳门居民的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使用了两种方式来测量政治信任，试图探讨政治信任的起源，即影响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和理论解释路径，并对政治信任的这两种测量方式进行比较和分析，同时也探讨了政治信任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力。一方面，这将有助于丰富理论上对政治信任的解读，深入了解政治信任实证研究中的测量方式及政治信任的理论解释路径，另一方面，也为学者和实践者更好地探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治理实践对该地区民众的影响，为深入探讨政治态度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石。　　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的现状如何？怎样更好的理解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现状？(2)哪些因素影响了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3)对政治信任的两种测量方式有什么本质区别吗？怎样解释这两种不同的测量方式？(4)这种政治信任现状对澳门居民的政治参与有什么影响？　　研究发现，澳门居民对澳门的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是较为信任的，对当局的总体能力也是较为信任的，但对当局的一些具体评价则较低。即政治信任的直接测量结果显示澳门居民的政治信任度较高，但间接测量结果显示政治信任度处于些微不信任并趋于一般信任状态，即偏向否定的政治态度。为此，本文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比较维度出发，探讨澳门回归前后的社会治理、民众心理，并与香港进行一定的比较，从而对澳门居民政治信任现状的两个不同结果进行了一定的解读。　　从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来看，社会资本、政府绩效和政治信任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存在着相关关系。路径分析方法也从侧面证实，社会资本一方面发挥着对政治信任的直接效应，而另一方面，又以政府绩效为中介变量，对政治信任发挥着间接效应。　　政治信任的两种测量方式看来更倾向于不同的解释模型，也即，对不同理论解释路径的支持看来更依赖于人们测量对象所包含的内容。政治信任的直接测量方式对“信任”的强调，及社会资本在澳门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其解释看来更倾向于社会化模型的解释;政治信任的间接测量强调了对具体客体的具体评价问题，所以看来更倾向于政府绩效模型的解释。　　政治信任虽然和不同的政治参与途径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关系都比较微弱，只有将政治信任预测政治参与类型时其影响力才会上升。政治信任对激进型或者说对否定反对型的参与影响力度更大，即政治信任度越低，则参与社会运动的可能性越大，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