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一直忽冷忽热,起伏不定,困扰着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如何破解中日关系的困局始终是一个令人头痛却也令人着迷的问题。其实,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划界问题等都是导致中日关系僵化的主要症结,但透过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两国政府和民众之间日益严重的互不信任,而这种互不信任又加重了并固化了两国间本已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与中日关系曲折跌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代的主题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和忧虑。而环境问题具有跨国性和依存性,需要双边和多边的协商和合作才能够解决,这也就为中日关系的突破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切入点。事实上,中日之间的环境合作早已有之,只是规模、层次和深度稍逊目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成为了中日关系的一个安全阀和缓冲器。不同于上面所提到的其他问题,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具有互利性和双赢性,而且本身科学技术性比较强,不存在意识形态和民族感情的掣肘和牵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西方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可以外溢到政治领域。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说明中日环境合作具有溢出效应,能够改善中日政治关系。　　 本文就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展开的,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文章的第一部分第一节分别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角度探讨了中日环境合作的背景,为阐述中日环境合作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第二节探讨了中日环境合作的基础,先后涉及到环境合作的作用、特点,并最后提到了中日环境合作的动力。在第三节中重点回顾了中日环境合作的现状,给出了中日环境合作的特点,并简要地作出了评价。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从理论依据的角度,阐述了新功能主义的溢出效应,并给出了成功的案例,说明了溢出效应对环境领域的适用性。第三部分是案例说明,文章分别就中日防沙绿化合作、中日治理酸雨合作、中日CDM合作这三个案例进行了阐述,回顾了其历程,并概括了其主要机制,进而给出了简要评价。第四部分是启示,在这部分提出了溢出效应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指明了中日关系的未来,认为环境合作不失为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