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犯罪活动日益复杂化、科技化,传统的侦查措施在侦破犯罪案件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为有效的侦破案件,新型的侦查措施如技术侦查措施等应运而生,网络监控、秘密辨认、卧底侦查、通讯监听等手段在侦查犯罪案件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讯监听作为一种技术侦查手段,具有隐蔽性、强制性、科技性等特征,在搜集犯罪证据、抓捕犯罪嫌疑人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同时通讯监听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严重侵犯,为了协调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权利的关系,应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置专门章节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并没有对通讯监听进行专门的规定,目前我国适用通讯监听的主要依据是刑事诉讼法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目前我国在实施通讯监听的过程中,由于有关规定过于简单,程序存在不规范之处,在现实情况中可能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侵犯。本文通过总结借鉴域外有关通讯监听的经验,比如坚持重罪原则、司法令状原则、最小侵害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对我国通讯监听在适用范围、审批主体、适用程序、通知报告义务、证据能力问题、救济程序等方面提出完善的建议。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通讯监听的概念和特点,分析了通讯监听的概念和特点。第二章是通讯监听的内在冲突,分析了通讯监听的适当性、危害性以及对其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第三章是域外通讯监听制度的比较考察,主要考察了美国、德国、台湾地区通讯监听制度的现状以及对域外通讯监听制度的总结、评价。第四章是我国通讯监听制度：现状及完善,主要探讨了我国通讯监听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基于实践情况对我国通讯监听制度提出了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