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急诊科护士在工作中需要护理各种类型的危重症患者,承担紧急抢救及各种治疗任务,工作负荷较重,使其比普通病房护士承受更多的压力,容易产生负性情绪。然而,工作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急诊科护士还需要承担作为父母或者配偶的责任。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中,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生活事件,包括发生在近期的负性生活事件和发生在儿童期的创伤性事件,这些是焦虑、抑郁情绪发生的风险因素。目的:在一个较大的样本中,报告急诊科护士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现状,从工作及生活两方面探讨急诊科护士工作负荷及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创伤性事件)与其焦虑、抑郁情绪的关系,为护理管理者早期识别焦虑、抑郁情绪产生的高风险人群,及制定或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从济南市8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选取302名急诊科护士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GAD-7)测量急诊科护士的焦虑情绪,研究表明,当GAD-7≥10时,识别广泛性焦虑情绪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较好,因此,本研究采用10分为焦虑情绪阳性筛查的划界分。使用病人健康问卷中的抑郁模块(9-item depression module of 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测量急诊科护士的抑郁情绪,该量表已在孕产妇、患者、大学生、护士等群体中被广泛使用。既往研究指出,当PHQ-9≥10时,识别重性抑郁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达到了 88%,因此本研究以10分作为抑郁情绪阳性筛查的划界分。本研究中焦虑、抑郁情绪阳性仅基于量表筛查,焦虑、抑郁情绪得分高于划界分的急诊科护士仅代表其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抑郁症状,不同于精神疾病诊断中的焦虑症、抑郁症。本研究使用角色过载量表评估急诊科护士的工作负荷,使用生活事件问卷评估急诊科护士的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创伤性事件),所用量表均被证实有良好的信效度。此外,本研究还使用自编的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表收集了急诊科护士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16份,删除缺失条目超过50%的个案及主要变量(焦虑、抑郁情绪)有缺失的个体,剩余302份,问卷有效率为86.3%。运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χ2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及分层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急诊科护士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分布情况:302名急诊科护士的平均年龄为(29.40±5.63)岁;其中,年轻护士居多,20～29岁的护士为192人,占63.6%;女性护士居多,为228人,占75.5%;有伴侣者为196人,占64.9%;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急诊科护士为253人,占83.8%;第一学历为本科的急诊科护士占46.7%;聘用方式为合同制的护士占85.4%;职称为护士和护师的研究对象分别占样本的45.4%、52.6%;月收入>6000元的护士占44.0%。2.急诊科护士焦虑、抑郁情绪的得分情况:急诊科护士焦虑情绪得分范围为0～21分,平均为(5.93±4.78)分,抑郁情绪得分范围为0～27分,均分为(7.38±5.66)分。参照既往研究,以10分作为焦虑、抑郁阳性筛查的划界分,本研究中有20.5%的护士存在焦虑情绪,29.1%的护士存在抑郁情绪(仅基于量表筛查,不同于精神疾病诊断中的焦虑症、抑郁症)。3.急诊科护士不同人口学资料在焦虑、抑郁情绪得分上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急诊科护士的焦虑情绪得分在不同年龄组间存在差异(P=0.033),事后检验发现,相比于年龄为20～29岁的护士,年龄为30～39岁的护士焦虑情绪得分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相比于男护士,女护士的焦虑情绪得分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1);相比于无伴侣的急诊科护士,有伴侣者焦虑情绪得分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9);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得分在不同第一学历的急诊科护士间上存在差异(均P=0.001)。其中,以中专为第一学历的急诊科护士焦虑情绪得分最高,其次是大专为第一学历的急诊科护士。第一学历为中专和大专的急诊科护士抑郁情绪得分高于第一学历为本科的急诊科护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4.急诊科护士焦虑阳性率、抑郁阳性率在不同人口学资料上的差异比较: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相比于无伴侣的急诊科护士,有伴侣者焦虑阳性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5);焦虑阳性率、抑郁阳性率在不同第一学历的急诊科护士间有差异(P=0.001;P=0.002)。其中,相比于第一学历为本科的护士,第一学历为中专的护士焦虑阳性率、抑郁阳性率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5.焦虑阳性组与阴性组、抑郁阳性组与阴性组急诊科护士的工作负荷、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创伤性事件)的差异比较:焦虑阳性组的急诊科护士在工作负荷、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儿童期创伤性事件)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焦虑阴性组的急诊科护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抑郁阳性组与阴性组的急诊科护士在工作负荷上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儿童期创伤性事件)上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6.急诊科护士工作负荷、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创伤性事件)与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急诊科护士的工作负荷和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儿童期创伤性事件)与焦虑情绪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0.259、0.341、0.232(均P<0.001);急诊科护士的工作负荷、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创伤性事件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0.293、0.297、0.260(均P<0.001)。7.急诊科护士焦虑、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分层回归分析以急诊科护士的焦虑情绪总分为因变量,第一层模型将年龄、性别、有无伴侣、第一学历等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学变量纳入;第二层模型将工作负荷纳入;第三层模型将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儿童期创伤性事件纳入。总体回归模型能解释焦虑情绪方差总变异的26.1%,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工作负荷能解释焦虑情绪方差总变异的5.6%,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创伤性事件)能解释焦虑情绪方差总变异的15.4%。急诊科护士的工作负荷可以预测其焦虑情绪,标准回归系数为0.24(P<0.001),且在控制了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儿童期创伤性事件的作用后,工作负荷对焦虑情绪的影响仍有统计学意义,标准回归系数为0.24(P<0.001)。此外,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创伤性事件)均可以正向影响焦虑情绪,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 0.29、0.18(均P<0.01)。以急诊科护士的抑郁情绪总分为因变量,第一层模型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学变量(第一学历)纳入;第二层模型将工作负荷纳入;第三层模型将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儿童期创伤性事件纳入。结果显示,总体回归模型能解释的抑郁情绪方差总变异的25.9%,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工作负荷能解释抑郁情绪方差总变异的8.4%,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创伤性事件)能解释抑郁情绪方差总变异的12.7%。急诊科护士的工作负荷可以预测其抑郁情绪,标准回归系数为0.29(P<0.001),且在控制了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儿童期创伤性事件的作用后,工作负荷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仍有统计学意义,标准回归系数为0.29(P<0.001)。此外,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儿童期创伤性事件)均可以正向影响抑郁情绪,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24、0.17(均 P<0.01)。结论:1.急诊科护士的焦虑、抑郁情绪较为严重。2.急诊科护士的焦虑、抑郁情绪与工作负荷、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儿童期创伤性事件)呈正相关,即工作负荷越重,生活事件越多,其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3.急诊科护士的工作负荷、生活事件(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儿童期创伤性事件)均可以正向预测其焦虑和抑郁情绪。4.本研究提示医院护理管理者应关注急诊科护士的工作负荷、生活事件,尽早发现焦虑、抑郁情绪的高风险人群,并通过弹性排班、心理疏导等干预措施减少急诊科护士不良情绪,改善急诊科护士的心理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