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为线索来研究其技术哲学思想。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的不断扩张给人类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从哲学角度看,由于理性中的以技术为表现形式的支配力量越来越强大,18世纪以来的启蒙理性最终论为工具理性,对此,哈贝马斯是把技术放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加以考察的,他把理性确立为现代性的哲学维度,技术作为一种控制的工具,在现代性中体现为工具理性;从社会学层面讲,技术及其规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技术自身的控制性会导致一种同质化效果,使得整个社会都依赖于技术规则来运转,社会完全成了技术化的统治,对此,哈贝马斯是根据自己的社会理论——社会作为系统和生活世界——来考察的,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系统出现危机,科学技术取代公平交换成为的新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系统中的技术规则的入侵,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 科技的发展之所以会导致如此的社会后果,是因为一直以来科技进步与社会的合理化联系在一起,就这表明传统的合理化理论具有重大缺陷,因此,哈贝马斯考察和批判了传统合理化理论,认为其实质是片面强调目的合理性,具有理论上无法克服的困境。 批判传统的合理化理论是为了新的理论的重建,这经过了一个曲折的思想历程。早期哈贝马斯通过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来为新的合理化理论奠基,这时他还是立足于批判理论,着重于认识论的探讨,他认为,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也就意味目的理性行动和交往行动的区分,意味着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和社会的制度框架的区分,真正的合理化应该是交往行动的合理化和社会的制度框架的合理化。 转向交往行动理论之后,哈贝马斯摒弃了前期的认识论批判,而系统重建一种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石的合理化理论——交往合理化,哈贝马斯把语言看作是达到交往合理化的途径,其目标是为了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新的合理化中,交往是按照话语民主的方式进行的。新的合理化确保了文化的再生产和传承、合法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个性在社会化的同时又充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交往合理化的维度下,科学和技术都体现为一种商谈活动,因而也必须按照民主对话的方式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把技术知识转化为社会生活世界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