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内的出版业主要集中于教会和官书局,旧式书业虽在出版西书、通俗文学方面有所发展,但仍旧保持着传统的书业模式。甲午战败,国人震惊,尤其是开明的官僚、士绅及各地读书人,他们倡言革新、传播新学。戊戌之间,出现许多以出版西学、时务书籍的新书局,它们成为近代民营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印书馆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它成功地将西方的近代企业制度与知识人的学识和人际关系相结合,成为清末国内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遇到了第一个必须正视的竞争者——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成功地抓住政体变更的机遇,迅速推出适合革命后潮流的教科书,建立经销网络,在教科书、普通图书、杂志、印刷等各个方面与商务进行竞争。商务以其原创性的选题、雄厚的资本、编辑力量始终稳居第一。但中华汲取商务的成功经验并加以创新,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份额。这个过程自有其独特之处,它将企业的盈利性与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相互杂糅。两家虽然彼此对立,其文化关怀都指向“救国”。立宪、共和,科技、文学……饱含着近代化的思想随着两家的销售网络流转全国。1917年,中华因扩展过快导致资金周转失灵,不得已和商务进行了长达一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商务因过度慎重而犹豫不决,中华认为商务开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两家合并的谈判无言而终。之后,中华收回自办,经过约一年的整顿,1920年经营情形开始好转。之后,两家书局一起投入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从旧式书业到教会出版机构、官书局,再到商务、中华,进而五四之后世界、大东、开明等书局,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福州路上书局林立的繁盛局面,都与商务、中华的创立与发展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