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国学术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立足点和生长点。然而,在众多的理论考察中,人们却较少关注张岱年的思想贡献。作为中国现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其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并将这种耕耘和创造性的工作一直延续到了本世纪初。如果说批判教条主义、反思旧唯物论是张岱年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背景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的“仁智双彰”观念、西方哲学的“正名析辞”主张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变世界”原则便是他理解该问题、回应该问题的思想基础。从培育文化主体以提升民族凝聚力、创建精神家园以彰显社会主义理想性的角度出发,张岱年提出了重建中国哲学精神的重要性,并由此开启了与艾思奇等人既相互促进、又彼此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路。在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张岱年主要做了如下三项工作:一是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批驳了叶青的“哲学消灭论”和“哲学抹杀论”,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二是以“物”为基本范畴,以“物统事理”、“以物解生”、“真知三表”为核心观念,以“生活和实践,贯穿于知识的全过程”为根本准则,初步构建起了一个将“新唯物论”理解为方法论的概念框架,从而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三是从客观世界和人生理想的关系问题入手,立足于“御天”、“革制”、“化性”三事的交互运动,简略挂搭起了一个群本位的实践哲学观念,以此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性维度。对张岱年而言,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依附于实践的。但作为理论中最彻底的一种,它又在其论域里服从着与实践相同的规律。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兼统事与理的物,而其落脚点则是拥有现实性和理想性的人。方法论和人生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门哲学,而归根结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以,应该从“显真”即是“明善”的整体性视域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内涵。在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方面,张岱年制定了以下两个计划:其一,借助原理化、专题化的方式,尽力让本民族的思想从“玄虚与混乱中跳出来”。其二,用“综合创新”取代“返本开新”,尽力在新文化的建设中来转化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就前者而言,张岱年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特质来规训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特质,用他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来定向中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域。通过对传统思想概念化、命题化直至原理化的整顿,中国古典哲学的仁智双彰传统便有了可理解与可分享的风貌;就后者而言,张岱年不仅反对以借尸还魂的方式来复辟旧有思想,而且认为只凭静观的理论研究不足以真正推动哲学传统的现代转型。由此,他提出了要将传统思想的批判继承落实在哲学的综合创造之中、要将哲学的综合创造落实在文化的综合创新之中、要将文化的综合创新落实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之中的新观点。这样,张岱年就用以“马”解“中”的方式捍卫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并为发展中国哲学找到了新的方向。不难发现,从“天人新论”到“文化综合创新论”、从《中国哲学大纲》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张岱年在其缜密的思辨逻辑中展示出了观念创新的“环节的必然性”与民族复兴、文化再生的“全体的自由性”之间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和本民族的政治实际、经济实际相结合,而且还应当和我们的思想传统的实际相结合。后者是在超越于中国经验、又内在于中国经验的层面上展开的。它既是思想互动的逻辑,也是文明互释的逻辑,更是人类自由解放互助的逻辑。据此,张岱年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综合马、中、西三种哲学,进而在树立价值理想的意义上去为国人显示一种有历史文化根基的现代思想观念。所以,应该将张岱年哲学作为典型的微观个案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论域之中,他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若干思考值得我们认真地予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