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各类制度改革在全面深化,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依然艰难,此时农转居户籍政策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推动1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包含制度因素、个人因素和成本因素,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很多学者认为要想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必须依靠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突破,那么打破“户口”这道“隐性墙”真的可以让更多的农民工愿意市民化吗?流出地的农转居户籍制度改革是否对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的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公共管理政策是否对公民行为产生助推。本文运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的数据,将市民化意愿作为因变量,将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作为衡量市民化意愿的指标,农转居的身份变化作为自变量,选取一部分匹配变量,通过倾向值匹配方法实证分析了全国流动人口中农业户口群体和农转居户口群体的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从而考察在流出地户籍身份的变化是否影响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的市民化意愿。研究表明,在流出地农转居身份转变后,对农民工的落户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也就是说,那些在家乡获得农转居身份转变的农民工,在流入地是市民化意愿会明显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农转居户籍身份转变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低学历劳动者的落户意愿影响更为明显,对高学历或者高技能的没有显著影响。农转居是一项公共政策,也属于一项户籍制度,都是以公正为理念,以解决社会问题、增进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为主要目的。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获得市民身份,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在城市站稳脚跟,排除后顾之忧,这就需要构建相应的政策支持。因此在户籍政策改革背景下,为了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护,促进转换户籍管理的功能、逐步剥离户口上附着的社会利益。从政府外部政策支持、强化企业责任方面构建保障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支持,创造更多元途径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