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以下简称ICT）,是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相融合而形成的统称。目前,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正引发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不断发展演化,世界各国对于其关注及投入力度正在不断增加。据国际数据公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以下简称IDC）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主要经济体ICT投入规模已达4.54万亿美元,增速达6%,充分说明随着新一代信息及通信技术（ICT）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对于ICT的关注及投入力度正在不断增加。但ICT领域的投入竞赛能否真正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会因经济体的发达程度不同而产生差异?已成为学界高度关注和亟待解答的问题。早在1987年,Solow发现了ICT投资在美国存在反常现象,由此提出“生产率悖论”概念,即国家在ICT产业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这些投入对于生产率的提升却甚微。随后,针对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与讨论开始大量涌现。目前,学术界关于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派:一派是“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效论”,以Brynjolfsson、Jorgenson等为代表认为ICT投资有效的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的提升;另一派是“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论”,以Solow为代表认为ICT投资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率却不大。针对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效论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普遍从阐述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作用渠道和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角度出发,来论证ICT投资有效的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的提升。然而,在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作用渠道研究方面,无论是研究ICT资本深化作用,还是关注ICT投资促进本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亦或是侧重ICT投资溢出效应,均只分析了在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ICT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于在不同外部因素影响下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相对不足。同时,在针对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时,学者多采用传统回归模型来测度非ICT投资和ICT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Grosskopf,1993、Hitt&Brynjolfsson,1996、Dewan,2000、Lee,2005）。该方法多是一种静态的影响分析,无法反映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动态变化,易给估计结果带来误差。针对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论的研究,自1987年Solow提出“生产率悖论”以来,许多学者开始从多个层面来对“生产率悖论”出现的合理性给出解答。目前较为流行的观点主要包括:时滞效应原因、测算误差原因、管理不当原因和资本存量占社会资本存量比重较小原因。但对于“生产率悖论”的解释多归结于时间、技术性差错等非可控因素,而忽略了政府政策等外部因素给ICT投资带来的影响。同时,在“生产率悖论”的研究过程中,部分学者虽承认“生产率悖论”是一个全世界共有的现象。但并未将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生产率悖论”现象的共性因素进行量化,即共性因素达到哪个临界值时,“生产率悖论”就会消失?从研究层面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主要从宏观经济整体、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现有研究文献多集中于行业和企业层面,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宏观层面研究相对不足,且国内学者更多的从本国视角出发,研究ICT投资对中国各个省份、地区经济增长贡献,缺乏从宏观视角对其他国家的整体研究,不利于从整体视角来判断目前ICT所处的阶段。从影响机制来看,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受ICT产业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政府支持、投资力度等因素影响,ICT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不尽相同,即ICT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非线性关系。目前,大部分实证文献多侧重于单要素分析,即假设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ICT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于多要素分析,即在不同外部因素影响下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相对不足。从研究方法来看,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增长核算法,二是经济计量方法。增长核算法,多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收益不变的前提下,而当前提假设无法得到满足时则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经济计量方法则放松了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收益不变等假设,目前学术界多采用线性模型来研究ICT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该方法多是一种静态的影响分析,无法反映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动态变化。事实上,经济现象是复杂易变的,变量之间往往存在着大量非线性关系,并不能单纯设定为线性关系。基于此,通过理论分析证明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非线性关系,即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有效”或“不足”。从宏观层面上,选取2001—2016年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政府支出、实际利率等作为影响ICT投资的外部因素纳入到研究中,结合Nerlove（1958）局部调整模型和Chen&Lin（2009）基于动态调整速度的局部调整理论,分析在不同外部因素影响下,ICT投资对样本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否存在阶段性“生产率悖论”;随后,在此研究基础上,运用非线性模型—门限面板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导致“生产率悖论”现象的共性因素,并对其进行量化,研究当共性因素跨越某一“门槛”后,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是否会有明显不同,即出现所谓的“门限效应”。并结合实证结果进行归纳概括,为推进我国“数字中国”、“互联网+”行动计划提供借鉴和启发。通过实证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阶段性“生产率悖论”。除少部分国家（韩国、中国、印度）外,大部分国家2009—2016年期间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均低于2001—2008年,这与世界各国对于ICT关注及投入力度相背离,表明ICT存在阶段性“生产率悖论”。第二,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门限效应。即当外部因素达到临界值后,引起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水平发生改变。根据研究结果显示,ICT/GDP、人均GDP和互联网个人使用渗透率（PII）均存在双重门槛。受ICT/GDP和PII门限变量的影响,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愈加显著,“梅特卡夫定律”得到了充分印证,即ICT带来经济价值以用户数量平方的速度快速增长。然而,在人均GDP影响下,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却呈现倒U型特征,当人均GDP在6893.776～44473.41美元区间时,ICT投资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当超过此区间,ICT投资对于经济增长贡献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第三,ICT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200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拐点”。在不考虑ICT投资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绩效出现下滑趋势。但增加ICT投资后,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绩效呈现平稳上升的态势,表明近年来ICT投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进一步深化了ICT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与现有文献研究思想不同,本文认为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有效”或“不足”。当共性因素跨越某一“门槛”后,ICT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研究发现,一方面,受人均GDP和互联网个人使用渗透率影响,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效果将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在人均GDP影响下,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却呈现倒U型特征,当人均GDP在6893.776～44473.41美元区间时,ICT投资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最大;当超过此区间,ICT投资对于经济增长贡献出现边际效应递减。本文将宏观经济、政府支持、投资力度等水平的外部因素纳入ICT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框架中,结果发现当外部因素达到一定的阈值时,ICT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发生改变。通过总结共性规律,为推进我国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借鉴和启发。但由于本人能力与篇幅所限,文章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以及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一是,本文选择13个样本国家2001-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分析总体和个体16年间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投资对于经济增长贡献。未来,可进一步扩充样本国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以此获得更确切、广泛的研究结论;二是,本文在对中国案例分析时,受篇幅所限,仅是从宏观层面进行实证分析,未细化到行业、企业进行深入分析,后续研究可从行业、企业视角展开,探究ICT对生产率提升效应的作用机制和渠道,为企业、行业更好地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手段来实现高质量增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