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金融行业的演进有了明显变化,最显著的趋势在于各种金融业间的区别及差异日渐模糊,银行、证券、保险的界限正在逐渐消除,金融机构跨行业进行综合经营的趋势日益明显,并朝着大型化和集团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为规避金融风险、提高竞争力、逃避管制而展开的金融创新活动导致了风险的加剧与扩大。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国际金融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在分业经营的制度夹缝中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多种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并存的局面。与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背景、发展沿革有所不同,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从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从目前中国的实践情况来看,金融控股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多数金融控股公司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风险控制的执行往往让位于业务的发展,使得风险控制制度往往流于形式,为整个金融控股公司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那么,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到底面临怎样的风险?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模式在我国能否产生降低风险的效应?更重要的是,如何科学地衡量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风险?这将是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沿着“理论基础——定性认识——定量研究”的模式,全文被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包括第二章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阐述了本文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为论文的进一步研究划定了范围;同时,论文也从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以及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三个方面对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理论解说,特别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基本思想及其扩展,成为论文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度量与技术运用的主要理论依据,为后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第三章基于比较的视角,分析了部分发达国家或地区与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在产生背景、发展特点上的差异,并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动因和现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在第三章的研究基础之上,论文第四章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进行了定性研究,对风险的认知和识别是风险度量的基础前提,在本章中,论文总结和归纳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一些特殊风险以及风险的具体表现。第三部分是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度量研究,包括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在第五章中,论文将Copula-VaR方法运用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综合风险度量,给出了详细的计算步骤。在国内金融控股公司数据极度缺乏的情况下,运用“假设合并”方法模拟了一家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并沿袭现代投资组合的思路,使用扩展的风险度量方法Copula-VaR度量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综合风险。第六章从细化金融风险类型的角度,用Copula函数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合并度量,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合并度量提出了可行的理论方法。论文主要的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一)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求出我国14家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系数,将其划分为三个样本组,研究发现有金融控股公司背景的银行组的规模经济系数均值在连续8年的时间内都小于国有商业银行组和无金融控股公司背景的银行组,说明有金融控股公司背景的银行组具有高于其它组的规模经济优势。(二)将金融控股公司视为涉足不同金融行业领域的投资组合,在此假设下将现代投资组合风险度量的扩展方法运用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研究之中。(三)运用Copula-VaR对“假设合并”的我国纯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综合风险度量,比较了t-Copula、Gumbel Copula、Clayton Copula与Frank Copula四种连结函数在拟合中的效果,并运用t-Copula函数分别计算出置信水平为90%、95%和99%三种情况下的VaR值。通过比较发现合并计算的VaR均明显小于分别计算的VaR均值,表明模拟的中国金融控股公司在整体上降低了风险。由于我国金融控股成立和发展的时间还不长,金融控股公司的很多数据信息无法获得,数据的缺失成为度量研究的瓶颈。此外,转型经济制度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也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受作者学识水平的限制,论文无法将该影响剥离出来进行深入研究,使得论文对诸多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