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活动是企业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高效率的投资将为企业带来高盈利与高收益,无效率的投资会使企业利益受损,降低了企业的资金配置效率,给股东带来损失。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两权分离现状、信息不对称等情况,企业管理层有可能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如高风险项目带来的高回报、更多的薪酬、更长的休假及奖金等)而偏离股东权益最大化目标。管理层的私利行为使得股东资本浪费、企业价值受损,造成企业业绩下滑。为了尽量减少委托代理问题,提高投资效率,人们提出了高管激励机制,通过优化奖惩模式使得管理层与股东的目标趋同,弱化管理者的自利动机,使得管理层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时获得的利益高于自利行为获得的收益。内外部监督机制可以对管理层的决策进行监管,减少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提高投资效率,对高管薪酬激励和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2-2017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首先查找梳理了高管薪酬激励、内外部监督与过度投资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然后参考了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高管激励机制、信息不对称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等相关理论,对高管薪酬激励、内外部监督与过度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提出假设并构造相关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由实证结果可知,高管薪酬激励制度对过度投资起到抑制作用,而内外部监督机制(分为内部控制质量、机构持股比例与外部审计质量三方面讨论)作为调节变量,加强了高管薪酬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现有文献对投资效率的研究内容,对企业优化管理层激励制度、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提高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