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4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突飞猛进式增长，我国也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激烈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同时，资本市场制度体系、经济体制、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也都在不断优化完善，尤其是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伴随着全球化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新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于多元化发展与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现代化公司治理体系构建已成为发展必须。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也在简政放权、管资产到管资本等系列改革中不断发展完善，形成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构成的立体式互相约束管理机制。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由追求高速度转为高质量发展，而在经济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变缓，企业绩效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各大板块均大规模爆发商誉减值事件，且存在逐年高速增长趋势，大规模冲销上市公司业绩利润，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阻碍了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步伐。商誉减值问题的影响已经涉及到各行各业、各个板块市场，对整个资本市场发展的稳定性造成了巨大冲击，这已不是单独某个企业或某个行业所能解释的，其背后必然存在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如股权结构失衡、董事会决策丧失独立性、监事会职权缺失、经理层委托代理矛盾突出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公司治理结构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厘清公司治理结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其对商誉减值影响的路径及程度。
　　本研究主要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监事会结构、经理层结构四个主要层面展开，选取我国A股资本市场2012-2018年相关数据，构建归并回归模型(Tobit)，通过实证分析笔者发现，公司治理结构的四个主要层面均对商誉减值存在显著影响:股权结构中，国有企业属性以及股权集中度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商誉减值风险;董事会结构中，董事会规模扩大和独立董事占比提高也会带来较为显著的抑制商誉减值效果;监事会结构层面，监事会规模与商誉减值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监事会勤勉性对于商誉减值的影响则不明显;经理层结构层面，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和总经理职位变更都会引起商誉减值风险的增加，而高管规模的扩大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誉减值风险。进而，笔者分析得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发展中蕴含的问题，并针对商誉减值风险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转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