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大多数学者认为成立于1976年在比利时勒芬(Leuven)举行的历史性学术会议。在此之前,翻译研究早已是源远流长,各家各派著述甚丰。中国方面,其荦荦大观者,当首推汉唐佛籍译论,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于兹以降,各个时期皆有翻译方面的论述,如在西学或实学翻译方面,有徐光启的“会通超胜”,李之藻的“真、实、奥义”,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文学翻译方面,有王国维的《译本<琵琶论>序》,苏曼殊关于译诗的论述。 但是,欧美在过去一百年中在翻译理论方面却是西风压倒东风,取得长足发展。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强调翻译的构建和重建功能,四五十年代注重“可译性”问题,六七十年代则聚焦于“等值”研究。 七十年代末期,译学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勃兴,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理论被注入新的理论品质。人们把注意力从根深蒂固的等值、直译/意译论更多地转向功能说以及翻译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功能,注重文化传播者的文化策略和价值取向。译学研究被放在塑造民族性格、为民族文化提供新鲜血液的更加宏阔的背景中予以关注,呈现出文化转向、理论渗透和学科整合三大特点。“Translation”一词,其意义已不再仅限于原封不动地把源语文本翻译成宿语文本这一机械、被动的行为。文化传播者被赋予相对的自主性,可以根据各自的价值取向决定自己的文化选择,进而确定各自具体的翻译策略,展开相应的翻译工作;或者把异质文化(不一定是外文文本)通过主观阐释和发挥,介绍和引入目标文化,进行文化迁移操作。这些带有较强的操作者主体色彩的、即“阐释性”的、将一种文化移植于另一种文化的操作,也是“Translation”的应有之意,而不仅是简单地把外语转换成宿语这种意义上的“翻译”。了解这些,对于我们正确解读文化现象,培养深刻的文化洞察力,并借此建构相应的文化策略,无疑大有裨益。本文旨在重点探讨后者意义上的“Translation”,亦即文化迁移,期冀能于丰富我们自身的文化肌体,正确解读跨文化现象,增强价值理性和文化智慧,并借以做出正确的文化选择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和学理基础。